不過接下來的發展並不順利。在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開的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很多人對包產到戶的提法心存憂慮，不願意明確支持，甚至還發生了嚴重爭執，會議一時間無法為繼。杜潤生、胡耀邦、萬裏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後來著名的75號文件。並且在文件的前麵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區，應當允許搞“包產到戶”。
曆史作證，這個文件對於農村改革的階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義，它肯定了包產到戶在貧困地區的重要作用，承認了群眾自由選擇的權利，極大地鼓舞了基層的農民群眾，支持他們放開手腳進行大膽的改革。“包產到戶”因此在全國迅速推開。
一年後的冬天，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潤生所在的中央農研室根據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製度，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胡耀邦說：農村工作的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此後多年，一直到現在，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問題。
領獎、發言
毫無疑問，杜潤生老人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真正的幕後推手，是首屈一指的農村經濟學大家。2008年12月，董輔礽基金會、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武漢大學聯合起來，將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屆經濟學創新獎頒發給了杜潤生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理論。耀眼的燈光中，95歲高齡的杜老顫顫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他已經完全失聰，可是卻走到演講台上講話。他的話語極少，前後不過50個字，聲音生澀、蒼老、含混不清，可是卻字字分明。他說聯產承包責任製是中國農民的經濟學創造，他隻是起到了理論調查和整理的作用，這個獎項應該頒給廣大的中國農民。
今天的杜老雖然將近百歲，但他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經濟學思考已經遠遠跨越了80年代的聯產承包製度。眼下，他談得最多的兩個問題：一是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享有國民待遇：二是建立農民協會，這是今後新農村改革與發展的取向。杜潤生的看法是，中央要長期穩定土地使用權和家庭承包製，發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製的基礎上，引導農民發展新的聯合與合作，既維護農民的個人財產，也發展公共產品，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他強調，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使用權，應包括經營權、轉讓權、抵押權、收益權等，應作為不可侵犯的財產權受到法律保護，並有權對使用權進行市場轉讓，他主張這一切都應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護。
杜潤生的貢獻就在這裏。他是那種可以把很多看似對立的品格集於一身的人。他從不放棄原則，但更擅長於協調和妥協，盡最大可能發現可為各方接受的共識空間。他一輩子注重調查研究，對新情況、新問題永遠抱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他遠見卓識，又一輩子從實際出發。由於這些合金般的品格組合，使杜潤生在農村改革過程中，充分發揮了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感召力和協調力。杜潤生先生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代表性符號，是遵循實事求是路線研究農村問題的楷模，是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拓荒者，是體製內的良知，更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
（原載《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