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營造法式》的《總釋》中未見“屋楹數”篇。如上所述，《看詳》成文於《營造法式》正文編成之後，目的是使下級執行者能明確《營造法式》的通行規則和規範術語。《看詳》中的篇目除“總諸作看詳”之外，均能在《總釋》中找到相應的內容，也就是說，“屋楹數”無論是作為一種通行規則還是一種規範術語，若《看詳》中有“屋楹數”篇，則《總釋》中亦應有此篇或與之相關的內容。但傳本《總釋》中未見“屋楹數”篇，也找不到有關“屋楹數”的片言隻語，且《總釋》（包括《總例》）49篇之數也確切無誤地與《看詳》所述相符。可見，“屋楹數”篇原本就不是《營造法式》所附《看詳》中的篇目。
事實上，“屋楹數”中的“楹”是“柱”的另一稱謂，但在《營造法式》看來，“楹”隻是一種“俗稱”，並不是規範術語。關於柱，《營造法式》在《總釋》中引證了這樣一些文獻：
《詩》：有覺其楹。
《春秋？莊公》：丹桓宮楹。
又：《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
又：三家視桓楹。
《西京賦》：雕玉瑱以居楹。
《說文》：楹，柱也。
《釋名》：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齊魯讀曰輕；輕，勝也。孤立獨處，能勝任上重也。
何晏《景福殿賦》：金楹齊列。
雖然，在引征文獻中大多提到了“楹”，但在《看詳》中，李誡則說：“柱，其名有二：一曰楹、二曰柱。”（宋）李誡：《營造法式？看詳》（“陶本”影印本），第38頁。顯然，《營造法式》把“柱”而非“楹”當作了規範術語。同樣的情形在《看詳》侏儒柱條中也可見到：“侏儒柱，其名有六：一曰梲、二曰侏儒柱、三曰浮柱、四曰棳、五曰上楹、六曰蜀柱。在這裏，“上楹”也隻是侏儒柱的一種“俗稱”或曆史上稱謂。由此看來，即便《營造法式》中有“屋楹數”篇目，那麼應該稱“屋柱數”或帶“柱”字的某一術語才是。
第二，退一步講，如果“屋楹數”原先是《營造法式》所附《看詳》的篇目，那麼“屋楹數”的行文風格、格式應該與《看詳》中其他篇目相一致。《看詳》中所列的“方圓平直”、“取徑圍”、“定功”、“取正”、“定平”、“牆”、“舉折”諸篇，行文、遣詞嚴謹，體例、格式固定。例如：
取徑圍：
《九章算經》：李淳風注雲：舊術求圓，皆以周三徑為率。若用之求圓周之數，則周少而徑多。徑一周三，理非精密。蓋術從簡要，略舉大綱而言之。今依密率，以七乘周二十二而一即徑；以二十二乘七而一即周。
看詳：今來諸工作已造之物及製度，以周徑為則者，如點量大小，須於周內求徑，或於徑內求周，若用舊例，以“圍三徑一，方五斜七”為據，則疏略頗多。今謹按《九章算經》及約斜長等密率，修立下條。
諸徑、圓、斜長依下項：
圓徑七，其圓二十有二；
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
八梭徑六十，每麵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
六梭徑八十有七，每麵五十，其斜一百。
圓徑內取方，一百中七十有一；
方內取圓徑，一得一。
其體例為：引用經典史籍、分析實際情況、修立通行條文，且重在“修立條文”。“取徑圍”篇如此，“方圓平直”、“定功”、“取正”、“定平”、“牆”、“舉折”諸篇也一樣。其中，“看詳”和“修立下條”是各篇目皆有之詞。
而“屋楹數”一篇，體例也為三部曲：引經據典、詳加辨析、得出結論，但與《營造法式》中《看詳》諸篇明顯不同，且重在分析，它既無“看詳”、“修立下條”等帶有公文色彩的詞語，也缺少所立的規範性的通行條文。
第三，唐順之《荊川稗編》卷四十六中所列“屋楹數”一篇，應與“方圓平直”、“取徑圍”、“取正”、“定平”、“舉折”、“定功”等篇抄錄自《營造法式》所附《看詳》一樣，也有所本。查宋人程大昌的《演繁錄》，其卷十中也有“屋楹數”一篇，其文為：
屋楹數：王（按：《舊唐書》作“殷”）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粱，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其為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奠廟之所而言，兩楹則間於廟兩柱之中，於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幹楹言之，其將通數一柱為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為一楹也，此無辨者。據盈孫此議，則以柱之一列為一楹也。
從內容看，除極個別字有所出入外，唐順之《荊川稗編》中的“屋楹數”與程大昌《演繁錄》中的“屋楹數”內容相同，且“殷盈孫”同誤為“王盈孫”。《演繁錄》成書於南宋紹興年間，故唐順之《荊川稗編》中的“屋楹數”應抄自《演繁錄》，並因傳抄致誤，把與營造相關的“屋楹數”，誤歸為《營造法式》所附《看詳》中內容。
至於《演繁錄》中的“屋楹數”是程大昌原創還是抄錄自其他文獻，已難以考究。，若此說成立，那也與李誡《營造法式》無關，因為李誡《營造法式》“並不曾參用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