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嫏嬛福地係常熟張氏的藏書樓。張燮久聞錢氏述古堂有《營造法式》影宋抄本，求之20年而不得，引為憾事。嘉慶二十五年（1820），張燮之孫張蓉鏡見常熟另一藏書家、愛日精廬主人張金吾得影寫述古堂本《營造法式》於蘇州陶氏五柳居，欣喜若狂，即借歸影寫，圖樣界畫，則請人精心描繪。此本於道光元年（1821）抄成，張蓉鏡撰跋記其原委，並請黃丕烈、孫原湘、邵淵耀、張金吾等為其作跋。此本在當時號稱善本，後清末著名藏書家丁丙、陸心源各藏有據張蓉鏡本的影抄本。丁氏本現藏南京圖書館，陸氏本現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張蓉鏡抄本原以為早已亡佚，陶湘、顧廷龍等曾發出不見張蓉鏡抄本的感歎，不意並未失傳，張氏本後歸翁同和，今藏上海圖書館。
八千卷樓係杭州丁氏藏書樓。八千卷樓所藏《營造法式》抄本，原是李之郇瞿硎石室藏書，丁丙《善本書室藏書誌》有此抄著錄。李之郇，字伯雨，號蓮隱，安徽宣城人，其藏書多珍善本，散後歸丁丙八千卷樓繼藏甚多。故該《營造法式》抄本除有“錢塘丁氏藏書”、“八千卷樓藏閱書”、“嘉惠堂藏閱書”等丁氏藏印外，還有“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圖書印記”和“宛陵李之郇藏書印”等李氏藏印。該抄本雖源於張蓉鏡抄本，但畢竟是再鈔之本，舛誤甚多。該抄本後隨丁氏其他藏書一起售歸南京江南圖書館（即今南京圖書館）。此本1919年被朱啟鈐發現後印行，被稱為“丁本”《營造法式》。
此外，1932年在故宮博物院發現一部較早的傳抄“述古堂本”，學界稱為“故宮本”，是現存清代抄本中最有價值的一本。
以上是自元至清《營造法式》的流傳的大體情況。概而言之，元、明、清三代沒有再刻本，雖有宋刻後修的印行本，估計印數不多。宋刊本入元以後漸漸減少，到清代已不見著錄，而抄本的種類卻不少，尤其是寧波範氏天一閣、無錫趙氏脈望館、常熟錢氏述古堂的藏本，成為我們今天了解、研究《營造法式》的基礎。
三、當代《營造法式》版本
不過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元、明、清時期文人與藏家之所以傳抄、收藏《營造法式》，主要原因並不是在於《營造法式》具有研究價值，而是在於它是罕見“秘笈”，具有收藏價值。因此雖為善本，往往藏之深齋，不輕易示人。真正把《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經典加以研究的，是從近代朱啟鈐發現並印行南京江南圖書館所藏《營造法式》抄本開始的。
1.“丁本”
朱啟鈐在一偶然的機會，發現江南圖書館所藏的《營造法式》抄本。在感歎此書珍貴、難得的同時，朱啟鈐決定印行《營造法式》，以廣流傳。這便是現代第一個印行本，世稱“丁本”。
該印行本以石印方法照丁氏抄本影印，開本26×15厘米，共七冊，署“民國八年九月二日印”字樣。首冊卷首有朱啟鈐、齊耀琳序各一。第七冊卷末有山陰俞紀琦、寶山金其照跋文各一。192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也向江南圖書館借影，惟尺寸照抄本原式，未加縮小。因傳抄的緣故，加之石印本時間倉促，因此“丁本”中“亥豕魯魚，觸目皆是”。不久，朱啟鈐就委托陶湘用諸本彙校“丁本”，準備重新刊布《營造法式》。
2.“陶本”
陶湘，字蘭泉，號涉園，江蘇武進人，民國年間著名藏書家、出版家。他以文淵、文溯、文津三閣的四庫全書本、烏程蔣氏傳書堂抄本，以及晁載之、莊季裕、陶宗儀、唐順之等摘抄文字與“丁本”對校互勘，並請老匠師詳繪圖樣，按注填色，用力甚多。新版《營造法式》於1919年起刻至1925年畢工，曆時6年。這是現代第二個印行本，世稱“陶氏仿宋刊本”或“陶本”。
“陶本”按當時在內閣大庫殘檔中新發現的紹定間平江府重刊本（當時誤認為是“崇寧本”）的版式印行。一函八冊，開本33×22.5厘米。第七、第八冊即為彩圖，精工描繪，十分難得。第八冊還收有附錄四種：
《李公墓誌銘》；
崇寧本殘葉；
紹興本校刊題名；
諸家記載並題跋20餘篇。
卷首有朱啟鈐撰《重刊營造法式後序》，卷末有陶湘《識語》。“陶本”誤字較“丁本”少，大字清朗，圖樣細致，代表了近代木刻版書籍和版畫的水平。它經多次印行，成為學術界使用最廣泛、最具影響力的一個本子。
3.“陶本”縮印本
“陶本”的木版後售予商務印書館，館方除按原版刷印行世外，還於1933年縮印收入《萬有文庫》中。1954年，商務印書館又一次印行。
4.“陶本”影印本
1989年、1995年中國書店兩次以仿石印方法、宣紙線裝形式出版了“陶本”。
5.梁思成“注釋本”
1983出版的梁思成《〈營造法式〉注釋》（卷上）及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全集》第七卷，所據版本主要是以“陶本”為基礎，並與1932年發現的“故宮本”校對過。
1930年，朱啟鈐發起創立了中國營造學社。中國營造學社是20世紀前期中國最重要的建築史學研究機構，《營造法式》是其主要研究項目之一。從此《營造法式》流布與研究進入了新的曆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