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營造法式》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經據典，除了明確建築名稱術語的基本目的之外，還有其他原因。李誡在《進新修〈營造法式〉序》說：“臣聞上棟下宇，《易》為大壯之時；正位辨方，《禮》實太平之典。共工命於舜日；大匠始於漢朝。各有司存，按為功緒。況神畿之千裏，加禁闕之九重；內財宮寢之宜，外定廟朝之次；蟬聯庶府，棊列百司。櫼櫨栱柱之相支，規矩準繩之先治；五材並用，百堵皆興。惟時鳩僝之工，遂考翬飛之室。”把建築與《周易》、《周禮》、舜帝、共工、宮寢、廟朝等聯係在一起，不僅使《營造法式》增添了些許“形而上”的色彩，而且也把《營造法式》納入了“禮”的法度。
二、製定製度，明確規格
針對元祐《營造法式》存在的問題，李誡對當時的建築技術作了全麵的總結，編製出卷三至卷十五所列的13個工種製度，使得“及有營造位置盡皆不同”時仍然有據可依。
中國木構建築的特點是結構形製複雜、裝飾變化多樣，土、木、石、泥、磚、瓦、雕、彩畫等各工種須相互配合。中國又幅員遼闊，不同地域存在建築風格、工匠派別的差異。再加上建築須滿足不同等第的使用要求，在體量大小、用材規格、裝飾手段的變化上均須合乎禮製的要求。如果沒有統一的技術標準，則難以編製出統一的工料定額。麵對這諸多變化因素，要想製訂統一工料定額，李誡認識到必須首先找出各工種的技術特征。如大木作，《營造法式》首先製訂出“用材製度”，它把建築的結構納入以“材、栔、份”模數為係統的軌道，從而為編製大木構件的工料定額奠定了基礎。又如對於裝飾中的石雕和彩畫，《營造法式》將石雕歸納成四種主要雕刻類型，將彩畫歸納成六種主要彩畫類型，並以工序的多少、紋樣的繁簡、技術難度的差異，排列出適於不同建築等第的裝飾標準，使石雕、彩畫作的工料定額有據可依。
為了便於使用，《營造法式》所製訂的各作製度大多是以定量化的形式出現。如提到“用材製度”，就把“材”分為八等，並具體列出了八等材的規格尺寸。又如提到板門形製，規定：“高七尺至二丈四尺，廣與高方。如減廣者，不得過五分之一。其名件廣厚，皆取門每尺之高，積而為法。再如提到用磚之製，規定：“殿閣等十一間以上，用磚方二尺，厚三寸。殿閣等七間以上，用磚方一尺七寸，厚二寸八分。殿閣等五間以上，用磚方一尺五寸，厚二寸七分。殿閣、廳堂、亭榭等，用磚方一尺三寸，厚二寸五分。行廊、小亭榭、散屋等，用磚方一尺二寸，厚二寸。提到鬥、栱、替木、耍頭、梁等構件的彩畫的用色之法，同樣規定：“鬥、栱之類，隨材之廣，分為八分，以一分為白緣道。其廣雖多，不得過一寸；雖狹不得過五分。栱頭及替木之類，頭下麵刷丹，於近上棱處刷白。燕尾長五寸至七寸；其廣隨材之厚，分為四分，兩邊各以一分為尾。上刷橫白，廣一分半。不過，對各種規格《營造法式》並不是窮其所有，常常列舉具有典型意義的部分，有時甚至隻舉其中之一。例如石碑形製，《營造法式》隻舉高度為1丈8尺的一種作為估算依據。
三、確立定額，比類增減
明確工料定額，以杜絕虛報冒估、偷工減料，是《營造法式》編修的初衷。在製訂了製度，明確了規格的基礎上，《營造法式》便提出了若幹關於用功、用料的標準，這就是書中卷十九至卷二十八的功限和料例兩部分的主要內容。
在用功標準上，首先，《營造法式》規定了功有長、中、短之分，即《總例》中所說的“稱長功者謂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中功謂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短功謂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計值則以中功為準，長功加10%，短工減10%。其次，《營造法式》規定了用功性質有軍工、雇工之別，即《總例》中所說的“諸式內功限並以軍工計定，若和雇人造作者即減軍工三分之一”。如軍工應計三功，則雇工計二功。第三，《營造法式》從技術難度上分出諸作用功為上、中、下三等。對此在《料例》所附的“諸作等第”中有明確規定。例如石作，能作剔地起突或壓地隱起花或平鈒花等，為上等功，能作覆盆柱礎、地麵、碑身、水槽等為中等，能作鉤闌下螭子石、卷水窗拽後底板等為下等。這一方麵便於按技術難度調配用工，另一方麵也是“以法式察其良窳”的依據。
在用功定額方麵，《營造法式》既給出了建築每一部位的“標準件”用功定額，又確定了比類增減原則。由於建築物或構件的大小，所選擇的用材等第，其建造或製作的難易程度等，都會對用功產生影響，例如一組形製相同的鬥栱，在用材等第不同時，其用功就不同，如果對這種變化均一一開列出，將會不勝其煩，且仍有可能掛一漏萬，到施工中又臨時不可察找，所以《營造法式》在《總例》中提出：“諸造作並依功限，即長廣各有增減法者，各隨所用細計；如不載增減者，各以本等合得功限內，計分數增減。其意是凡《功限》條文中規定了具體增減辦法的，則按規定計算實際用工數；假如沒有明文規定的，則按書中所列樣板合計得出用工數後再酌情增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