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建築秉承唐代中原及北方地區建築之餘波，其建築形式、結構與唐代建築差別不大。著名的建築遺存有天津薊縣獨樂寺、山西應縣木塔等。獨樂寺的主體建築由山門和觀音閣構成，兩者均重建於遼統和二年（984）。山門麵闊三間，進深兩間，四阿頂。鬥栱碩大，其高相當於立柱的二分之一；屋頂平緩，出簷舒展。觀音閣麵闊五間，進深五間，通高23米。外觀兩層，上下層之間還夾著一暗層，實為三層。鬥栱變化多樣，因位置和功能不同，共用24種不同形式的鬥栱。閣內有貫通上下三層的觀音塑像，高達16.27米，為遼代泥塑珍品。應縣木塔建於遼清寧二年（1056），金明昌六年（1195）增修。木塔建造在4米高的台基上，平麵八角形，外觀五層，各層間夾設暗層，實為九層。塔總高67米餘，底層直徑約30米。內外兩槽立柱，構成雙層套筒式結構。全塔共用鬥栱54種。柱頭間有闌額和普柏枋，內外槽柱間有梁枋相連接，使雙層套筒緊密結合。暗層中用大量斜撐，加強了木塔結構的整體性。
由於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宋代在建築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一時期，首先是城市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北宋首都汴梁地處大運河中樞，水陸交通發達。城內商業、手工業的發展突破了春秋以來的封閉並實行宵禁的坊市製，變成臨街設店鋪、沿巷建住宅的開放性的新型城市。這是中國古代城市製度的一個重大變革。東京城有皇城、內城、外城三重城牆，皇城居於城市中心，內城圍繞在皇城四周。外城平麵近方形，東牆長7660米，西牆長7590米，南牆長6990米，北牆長6940米。東、西、南三麵皆辟三門，北麵四門，此外還在流經城市的河流上設水門十座。全城道路從皇城通向各城門，其中禦路是從皇城南門至外城南門的南北向幹道，寬200米，成為全城的主軸線。河道也成為城市的重要交通命脈，史稱“四水貫都”“四水”即指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宋東京城因襲五代舊城而建，從營建始就沒有封閉的裏坊。東京城在城市結構上衝破了傳統的裏坊製，較多地服從經濟發展的需要，是中國曆史上都城布局的重要轉折點，對以後的幾代都城有較大的影響。
北宋官式建築融合中原與江南的特點而成，以風格綺麗、裝飾繁複、手法細膩著稱，不同於唐、遼的飽滿渾樸、簡練雄放。宋代遺留的木結構建築尚有多座，如山西太原晉祠聖母殿、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等就是著名的實例。晉祠聖母殿始建於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1），崇寧元年（1102）重修。平麵中減去殿身的前簷柱，使前廊深達兩間；內柱除前內柱外全部不用。前簷副階柱身施盤龍，簷柱側腳、生起顯著。鬥栱形製多樣，柱頭鋪作與補間鋪作及上、下簷鋪作均不相同。殿內神龕內外兩側的宋代彩塑，是文物珍品。位於殿前的魚沼飛梁，為中國現存古橋中僅有的實例。簷柱有側腳、生起，柱間砌以封閉的磚牆，四麵正中皆出抱廈。抱廈突出於主體建築，使整個大殿平麵呈十字形。內部柱網由兩圈內柱組成，次間麵闊較梢間為狹，和通常處理方法不同。
南宋偏安江南，其宮室為舊杭州治所，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宮殿獨占南部鳳凰山，整座城市街區在北部，形成了“南宮北市”的格局。自宮殿北門向北延伸的禦街貫穿全城，成為全城繁華區域。禦街南段為衙署區，中段為中心綜合商業區，同時還有若幹行業市街及文娛活動集中的“瓦子”，官府商業區則在禦街南段東側。遍布全城的商業、手工業區在城中占有較大比重。居住區在城市中部，許多達官貴戚的府邸就設在禦街旁商業街市的背後，官營手工業區及倉庫區在城市北部。以國子監、太學、武學組成的文化區在靠近西湖西北角的錢塘門內。臨安不僅將城市與優美的風景區相結合，而且還有許多園林點綴其間。臨安的南宋建築皆已不存，但從江南的地方建築如江蘇蘇州玄妙觀三清殿（建於公元1179年）和福建泰寧甘露庵（建於公元1146年）的結構來看，雖為抬梁式建築，但大多帶有一些穿鬥架的特點。南宋園林憑借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文化背景，與詩、詞和畫意結合，造景幽邃，意境深長，從現在的南宋繪畫中即可知其大致情況。
金代遷都中都後，對中都進行了大規模擴建，修建皇城、宮城，形成了宮城居中的格局。原屬遼南京範圍內的城區仍保留著唐代裏坊的形製，新擴建的部分，則采取了開放性的街巷形式。兩種不同形式的城市街坊共處於一個城市中，是金中都的規劃特點。其宮室等官式建築因襲北宋，向繁複方向發展。現在習見的明清時期黃瓦紅牆、白石欄杆的宮殿形象，便源於金中都。金代地方建築多用托腳、蜀柱、簷額等組成縱向複合梁，近似桁架，為官式所無，如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建於公元1137年）、山西朔縣崇福寺觀音殿（建於公元1143年）等。
這一時期是中國磚石塔發展的高峰。磚石塔形式豐富，結構多樣，構造做法也有顯著進步。從平麵看，有方形、六邊形、八邊形等，北宋中期以後，以八邊形為主。從外觀看，有密簷式、樓閣式、花束式等不同類型。在密簷式塔中也出現了八角形密簷塔。樓閣式塔主要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塔身用磚造，外圍的平座及腰簷用木構；另一種是全部用磚或石砌築，而形式完全仿木構；第三種是簡化的仿木樓閣式塔。花束式塔則完全不同於以上類型，與曆史上的塔沒有繼承發展關係，為新出現的一種形式，它的上半部外作花束式，下半部仍為塔室形。
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和江南建築的發展
曆史上“江南”一詞是一個較為模糊的概念。《左傳》昭公三年有“王以田江南之夢”的記載。江，指長江；夢，即雲夢澤。其範圍大致包括今洞庭湖及長江中遊南北的湖南、湖北地區。《爾雅》釋山第十一記載：“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此處所謂的江南，當指長江以南地區。《史記？五帝本紀》中有這樣的記載：“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史記？秦本紀》中又說：“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由此可見《史記》中“江南”的範圍之大，其南界直達南嶺一線。由於江南涵蓋了湖南、湖北之地，所以王莽時曾改夷道縣（今湖北宜都）為江南縣。
唐貞觀元年（627）分天下為十道，江南道的範圍包括長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東直至海濱地區。雖然其範圍仍然廣闊，但江南的概論已比秦漢時要明確得多。開元二十一年（733），朝廷將江南道細分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部分。江南東道，包括了今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蘇、安徽二省的南部地區。唐代中期，又將江南東道細分為浙西、浙東、宣歙、福建四個觀察使轄區。唐代區域的細分，為後代狹義江南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北宋朝廷為了財政的管理方便，設置了轉運使。至道三年（997），全國被分為十五路。唐代的江南東道在此時分屬兩浙路、福建路、江南東路。兩浙路、福建路、江南東路和江南西路，相當今蘇南、皖南和閩、浙、贛三省，是北宋時期南方人口的集中區。元豐時有戶520萬，崇寧時有戶570萬。其中兩浙路（即今蘇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人口最多，元豐時178萬，崇寧時198萬。兩浙路自唐以來，就成為南方最富庶地區，也成了明清時所指江南的核心地域。
從東漢以降，江南的經濟發展勢頭開始加快。三國鼎立，從經濟史的角度看，就是立足於當時的三個經濟發展中心地區--中原的洛陽、西南的成都和東南的建康（今江蘇南京）。以江南為中心的東吳政權維係了半個世紀以上，此後東晉及南朝的宋、齊、梁、陳又都建立在這一地區，時間長達270年之久。三國鼎立、南北朝對峙的局麵之所以能夠形成，這與東南一帶經濟文化的顯著發展密不可分，此時南方在經濟、文化各個方麵都呈現出能與中原及北方地區抗衡之勢。
隋唐時期經濟文化的興盛與東南地區的進一步開發密切相關。隋朝開通大運河，雖說是北達涿郡（今北京附近），事實上卻以洛陽為中心，主要目的是從江南往關中長安運糧物，而不是往東北輸送戰略物資；唐代更是如此。這樣，南北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更為緊密地連在了一起，並且通過南北的交流進一步促進了江南地區的開發。唐中葉“安史之亂”之後，中原及北方地區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全國的財政更加依賴江南，韓愈在《送陸歙州詩序》中記述當時的情況是“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韓愈所說的“江南”，雖是廣指江淮以南、南嶺以北的整個東南地區，但當時真正發達的地區集中在揚州、楚州、潤州、常州、蘇州、湖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太湖流域附近的長江三角洲一帶，主要屬於浙西、浙東兩個觀察使轄區。
伴隨著南方的開發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南方的建築技術和藝術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雖然南方地區沒有唐代及唐之前的木結構建築遺存，但從史書記載和文人學士對江南繁華的描述中可見一斑。
東晉、南朝時期，隨著北人南來，江南地區就出現過營造佛寺建築的高潮。東晉的帝室、朝貴、名僧及知名之士（如許詢、王羲之等），很多熱心於佛寺的營建，曆史上著名的東林寺、道場寺、瓦官寺、長幹寺等，就營建於這時期。南朝佛寺的建築，更是盛極一時。“千裏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是晚唐詩人杜牧在題為《江南春》的詩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這一龐大的數字，並非出於詩人的誇張。據史書記載，梁武帝時僅建康的佛寺數已超過了500座，與同期北魏洛陽的佛教盛況不相上下。同泰寺、大愛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開善寺等規模宏大，其“經營彫麗，奄若天宮”。或許杜牧的詩句帶有些許諷刺味，但卻在一個側麵反映了南朝佛教建築的盛行和江南建築的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