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南朝建築既無實物又無形象資料，好在日本仍保留有一些帶有南朝建築式樣的建築遺存。在日本，飛鳥時代的建築如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等，被學界認為是通過百濟傳入的中國南朝後期式樣。每層塔身簷柱的柱列間加闌額，上為鬥栱及梁組成的鋪作層，承托塔簷。在塔簷椽上置水平臥梁，梁上立上層簷柱。如此反複至塔頂。各層內柱圍在刹柱四周，柱上架枋，形成井幹形方框，限製刹柱活動，並承托上層內柱。塔身較高者，刹柱可用幾段接成。據史料記載，南朝建了很多木塔，三、五、七、九層均有，大都平麵方形，有上下貫通的木製刹柱，柱外圍以多層木構塔身，柱頂加金銅寶瓶和若幹層露盤形成塔刹。這種塔的形象和特點與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十分相近。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雖是較小的三、五層塔，但仍可據以推知南朝建康大愛敬寺七層塔、同泰寺九重塔等大型木塔的構造情況。
對測量數據分析後發現，日本飛鳥時代建築在設計時都以栱之高度為模數，建築各間的麵闊、進深和柱高都是它的倍數。在多層建築中，其總高又是一層柱高的倍數，如高二層的法隆寺金堂高為其4倍，五重塔為其7倍，法起寺三重塔為其5倍，都以一層柱高為擴大模數。飛鳥時代建築是日本接受中國影響後最早出現的不同於此前日本傳統的新風格建築，它所體現的運用模數進行設計的方法應是當時中國的方法，這就證明在南朝後期木結構設計中已運用了模數。因此，法隆寺五重塔、法起寺三重塔等日本飛鳥時代建築，也可作為南朝木結構建築技術較先進的旁證。不過，日本飛鳥時代建築間接來自南朝，故它所反映出的模數設計水平，隻是南朝建築的一般水平。可以推想，南朝的一些重要建築，其規模和水平顯然要高於它們。
唐代官式建築風格的形成，與南北建築的融合密不可分。這種進步正是南北統一，建築傳統互相融合，尤其是南朝先進的木構建築技術北傳中原和關中的結果。
唐代隨著江南經濟文化的繁榮，建築上必然有與之相稱的發展。但江南地區無唐代建築遺構，難作進一步的探討。從文獻及考古資料看，隋唐時的長安、洛陽盛極一時，但東南地區的揚州、蘇州、杭州同樣繁華無比。尤其是揚州，既有“雄富冠天下”之譽，也有“揚一益二”之稱。揚州處於南北大運河與長江的交彙點，“當南北大衝，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列置邸肆”，成為唐代中後期最繁榮的商業城市。揚州城由子城、羅城構成。子城仍沿用隋江都宮城，為軍政機關所在地。城為曲尺形，環以深壕。街道多為東西、南北向，今遺址內的測字街村，正好是十字街的音轉。今天東西向大道兩端仍稱東華門、西華門。羅城為一南北向的長方形，東西3.12公裏，南北4.2公裏。以運河和街道為框架，使羅城的平麵布局井然有序。羅城有南北大街6條，東西大街14條，主要大街貫通城門，形成縱橫交錯的道路網絡。今已探出羅城南門三座，西門二座，東門一座，北門一座。街道與縱貫南北、橫貫東西的河道相平行，形成水陸並行的交通體係。從出土的唐人墓誌來看，揚州的裏坊分別由江都、江陽、揚子三縣管轄。由於商業的發展，已突破城牆的限製。在城區，江陽盡有城內官河以東坊裏，如端芝裏、布改坊、崇儒坊、仁鳳坊、延喜坊、文教坊、慶年坊、通化坊、孝儒坊、瑞改裏、集賢裏、來風裏、太平坊、會義坊等；江都縣盡有城內官河以西的坊裏，如讚美裏、會通坊、通潤坊、安邑裏、崇義坊、懷德坊等。城郊的坊裏主要設置在古運河沿線和驛道近旁繁華地區。羅城東郊運河南岸有屬於江都縣的弦歌坊、道化坊、臨灣坊，北岸有屬於江都縣的章台鄉和歸義鄉；羅城西郊，有屬於江都縣的來鳳坊，屬於揚子縣的鳳亭坊等。在唐代詩人的筆下，揚州是“十裏長街市井連，月明樓上望神仙”的一片繁華景象。
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及北方地區五個政權依次更替，一個吃一個，一直處在征戰之中；南方諸國尤其是江南的吳越、南唐等基本上同時並存--這實際上是唐後期兩地藩鎮不同風格的延續，因為五代十國主要是在唐後期藩鎮的基礎上形成的。在這期間，中原及北方地區經濟和文化因戰亂繼續衰落，南方特別是江南地區則又一次獲得了可以安定發展的機會，並確實發展起來了，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吳越國在“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下，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發展手工業、商貿業和文化事業，擴建杭州、蘇州等中心城市，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著力經營，使吳越國成為南方諸政權中經濟文化發展最快的地區。故蘇軾在《表忠觀碑》中說：“吳越地方千裏，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由於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文化繁榮，吳越國的建築技術和藝術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吳越國自錢鏐由梁太祖朱溫封為吳越王後，傳三世五代。各代均崇信佛教，大興寺塔，廣鑿石窟造像，雕刻佛經。尤其首都杭州，據《十國春秋》的記載，顯德二年（955）五月，“周詔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檢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由此可見，當時的吳越國境內，可謂寺院如林，故有“東南佛國”之稱。著名的杭州雷峰塔和蘇州的雲岩寺塔就建造於此時，兩塔同為唐、宋過渡期間八角形樓閣式磚塔的重要實例。
雷峰塔位於西湖南岸夕照山，建於五代十國末。在塔的磚穴內曾發現板刻印刷的陀羅尼經，內有題記：“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王錢弘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乙亥當為975年，即北宋開寶八年。據記載，原擬建十三層，後因財力不足，改建七層。每麵轉角有八角倚柱，居中辟門，並在牆麵上隱出闌額、槏柱、腰串、地栿。闌額上置鬥栱承木簷。每層有平坐。底層塔身較高，原應有一周回廊。塔於1924年倒塌。
雲岩寺塔位於蘇州市閶門外的虎丘山上，俗稱虎丘塔。始建於五代吳越錢弘俶十三年（959），落成於北宋建隆二年（961）。塔身殘高47.5米左右，由外壁、回廊、塔心三部分組成。外壁每層轉角處砌成圓形角柱，每麵用槏柱劃分三間，當中一間是塔門，左右兩間是磚砌直欞窗。柱頂橫額上置鬥栱承托塔簷，再上為平座欄杆。從外壁塔門至回廊有一條走道。廊內是塔心，八角形，東南西北四麵開門。由塔心門經過走道進入塔心室。出簷用磚疊澀結構。塔身由底向上逐層收進，外部輪廓呈拋物線形。塔內磚砌白灰粉底繪以彩畫。
杭州雷峰塔、蘇州雲岩寺塔等在當時應屬大型工程，它們的興建，既反映了吳越國的經濟實力，也表明其建築技術較為先進。吳越納土後，名匠喻皓入汴梁（今開封），奉命修重要的皇家工程開寶塔，表明這時水平較高的南方建築技術和新穎的建築風格又一次北傳中原。
喻皓，又作預浩、俞皓、喻浩，杭州人，生年不詳，卒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五代十國末年，修築杭州梵天寺木塔時，塔身木構架顫動，眾工束手，經喻皓指點，把樓板釘在梁架上形成整體後，塔即穩定，說明他對木構架受力情況和加強整體剛度的概念有深刻理解。宋初，他主持修建汴梁開寶寺木塔。該塔高36丈，八角，十一級，先做模型，然後動工，曆時8年，於989年竣工。相傳喻皓曾考慮到汴梁地處平原，多西北風，建造時使塔身略向西北傾斜，以抵抗主要風力。喻皓著有《木經》三卷，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建築學專著，在《營造法式》成書前曾被木工奉為圭臬。
進入宋代，自兩晉南北朝以來的經濟重心南移過程基本結束。此時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已經超過了中原及北方地區，形成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經濟文化中心。北宋時，除都城汴梁外，其他重要城市大多在南方，如杭州、蘇州、常州、鎮江、建康、越州、明州、荊州、泉州、廣州等。尤其是江南地區形成了以杭州、蘇州為中心的城市群。據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以前商稅征收情況統計，全國商稅歲收1萬貫的城市計204座，而在東南地區就有64座，占總數的31.8％。所以陸遊在《常州奔牛閘記》中說：“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
北宋以汴梁為京師，使南北交流更為便捷。其時財賦依賴江南，中原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也開始較多地受到江南的影響，建築技術也如此。上述宋初喻皓入京主持重大工程就是一個證明。其後，宋真宗建玉清昭應宮以奉玉皇大帝，規模十分恢宏，由宰臣丁謂任修宮使，“盡括東南巧匠遣詣京”，又一次將江南建築技藝帶至汴京。直到北宋後期，江南仍保持這種技術優勢，所以蘇軾在《靈璧張氏庭院記》中說：“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