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江南地區宋元時期建築與《營造法式》的規定作一番比較,可以發現,江南地區建築許多帶有地域特征的形製與樣式,在《營造法式》中不僅有記述,而且給予了格外的關注。這說明江南建築的構架與做法,曾經對《營造法式》內容的取舍和製度的製定產生過影響。在此我們將從構架與柱梁、鋪作與鬥栱等幾方麵進行考察。
一、構架與柱梁
在木結構建築中,構架與柱梁屬大木作,是一座建築最主要的承重結構和構件。在《營造法式》中,廳堂型構架的運用、順栿串的使用、梁栿與闌額月梁造做法、柱子的拚合手法以及對橑風槫與普柏枋的忽視,無不透露出《營造法式》在對待南北建築構架與做法時所表現出的傾向性。
1.廳堂型構架的運用
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的梁架結構主要有抬梁式、穿鬥式兩種另外還有一種“井幹式”梁架結構,但使用並不普遍,主要見於林區。,但在《營造法式》中,把官式建築的梁架結構分為殿堂型和廳堂型兩種形式。從《營造法式》的相關規定來看,殿堂型構架是一種純粹的抬梁式結構,而廳堂型構架則是一種在抬梁式構架中滲入了穿鬥式因素的混合型結構。廳堂型構架的基本特征是:以梁柱組合成一個屋架,在一榀屋架中,柱子不必等高,所謂“若廳堂等內柱,皆隨舉勢定其長短”;兩個屋架通過槫和襻間枋連接,即成房屋的一個開間;在采用同一材等時,屋頂上的椽子平長都是相同的,這時隻要屋架的總椽數(即深度)相等,那麼不論梁柱如何配置,都可以連接成間並最終構成矩形平麵的建築。
在現存的木結構建築遺構中,《營造法式》所規定的廳堂型構架為唐代建築所不見,它是五代末北宋初在江南地區出現的一種新型的構架形式。中唐時期的山西五台山南禪寺大殿,采用單槽柱網平麵,殿內無柱,用通長三間的長栿承載上部梁架荷重。晚唐時期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雖用內柱,但簷柱與內簷同高,內、外周鋪作共層,采用的是純粹抬梁式構架。平麵柱網由內、外兩圈組成,類似《營造法式》規定的金廂鬥底槽。其柱額層、鋪作層和屋架層明顯地分為三個水平層次。
廳堂型構架最早見於福州華林寺大殿,之後的寧波保國寺大殿也采用了此類梁架結構。福州華林寺大殿麵闊三間,進深四柱八架椽,內柱明顯高於簷柱,簷柱與內柱之間用乳栿或三椽栿聯絡,栿尾插入內柱柱身,穿鬥式結構因素十分明顯。寧波保國寺大殿則更為典型。大殿構架由兩縫橫架和兩縫縱架組成,縱橫交叉呈不完全對稱的“井”字形,且建築平麵進深大於麵闊;橫向構架為四柱八架椽,後槽用乳栿及劄牽,前槽用三椽栿,前、後內柱之間用三椽栿承平梁,平梁上安蜀柱、叉手以承脊槫。縱向構架中,簷柱與內柱間用乳栿及劄牽,內柱間用內額一層,上施駝峰、襻間鋪作、補間鋪作及素枋數道以承上平槫或中平槫。整個大殿共用柱16根,其中內柱4根;內柱明顯高於簷柱,前內柱又高於後內柱;柱網布局不求對稱,前簷柱與前內柱之間占三架椽的距離,而後簷柱與後內柱間隻占二架椽的距離。內周鋪作不在一個平麵上,前內柱的柱頭鋪作位於三椽栿之上,而後內柱的柱頭鋪作則頂托三椽栿;簷柱與內柱間以及前、後兩內柱間的梁栿,一頭安於柱頭,一頭則插入內柱柱身,並用丁頭栱承托;當心間兩縫梁架間及前槽三椽栿下均施順栿串。
福州華林寺大殿和寧波保國寺大殿的構架傳統留存並影響到南宋、元、明、清的江南建築,成為江南地區木結構建築的慣用手法。建於南宋淳熙六年(1179)的蘇州玄妙觀三清殿,建於元延祐四年(1317)的武義延福寺大殿,建於元延祐五年(1318)的金華天寧寺大殿,建於元延祐七年(1320)的上海嘉定真如寺大殿,建於明洪武五年(1372)的揚州西方寺大殿等建築,都采用了與寧波保國寺大殿相類似的廳堂型梁架結構。
江南地區常用的廳堂型構架,是一種通過柱梁、鋪作相互穿插連接,並使其咬合為一體的梁架構成形式,其整體性和穩定性及其豐富變化,與中原及北方地區常用的殿閣型構架迥異。中原及北方地區所習用殿閣型構架,以柱層、鋪作層、梁架層形成層疊式構架,強調明確的豎向分層構成,注重的是構架水平向的整體性。在層疊式構成中,柱層、鋪作層、梁架層分層概念十分明確,即使為簡化鋪作及便於柱梁的交接,也不采取內柱升高的做法。也就是說,《營造法式》所記載的殿閣型和廳堂型梁架結構,一方麵對應於不同規模和等級的建築形式,另一方麵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地域性特征。殿閣型梁架更多地反映了中原及北方地區建築的構架特點,而廳堂型梁架則更傾向於南方地區建築的構架精神。因此,《營造法式》關於梁架構成的廳堂造內容,應主要源自於江南廳堂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營造法式?大木作製度二》中的“造梁之製有五”給出了五類梁栿名稱與做法,即簷栿、乳栿、劄牽、平梁和廳堂梁栿。前四類是按梁栿在建築物中的不同部位、功能、形體來區分的,而後一種則以所用房屋類型來定類。這似乎給出了一個信息,即《營造法式》對廳堂造格外關注。事實上以江南廳堂型梁架為主體的構架形式,自宋元以後就逐步取代中原及北方地區建築中的層疊式構架形式,成為明清時期建築構架的主流形式。
2.順栿串的使用
順栿串是梁下與梁平行,兩端安插在前、後柱上的聯係構件。《營造法式》卷五中提到了順栿串在建築中的運用,但順栿串在現存的中原及北方地區的唐宋時期木結構建築中所未見,即便是到了元代也不見實例。
在江南地區,順栿串使用卻十分普遍。出土明器、畫像磚顯示,東漢時南方地區建築中已盛行穿鬥式構架,一些類似後世的“上串”、“腰串”、“下串”也已出現。順栿串的現存最早木結構實例見於寧波保國寺大殿,保國寺大殿在當心間兩縫梁架間及前槽三椽栿下均施順栿串。此後,蘇州玄妙觀三清殿在運用順栿串上又有發展。妙觀三清殿在橫向各柱頭之間均加順栿串,與縱向的闌額相配合,在柱頭間形成井字框架,使整個柱網的頂部連成一體。這一地方傳統一直留存到元代、明代和清代的江南建築,在現存的江浙地區的武義延福寺大殿、金華天寧寺大殿、上海真如寺大殿以及明初的揚州西方寺大殿等建築中,無不使用順栿串這一聯絡和穩固柱網的構件。順栿串做法從明代起廣泛地影響到中原及北方地區的建築。如明洪武年間擴建西安府時所建的西安鼓樓,在柱間普遍增加了隨梁枋(順栿串在明清時期易名為隨梁枋)。北京的長陵棱恩殿、故宮的太和殿、保和殿等大型的官式建築也莫不如此。
關於順栿串的作用,傅熹年先生曾作過論述。他認為由於在建築梁架中增加了順栿串(隨梁枋),使整個柱網形成獨立、穩定的結構,不再需要像唐、宋、遼、金建築那樣在柱頭上加水平的鋪作層來保持梁架的穩定,這就為元、明、清建築中簡化鬥栱提供了結構上的條件。由此看來,《營造法式》中所提及的順栿串這一看似簡單的構件,不僅源自於江南地區早期的建築實踐,而且在此後的建築發展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3.梁栿與闌額月梁造做法
在《營造法式——大木作製度二》中,專列有“造月梁之製”。在《營造法式?大木作圖樣下》中,也收錄有月梁造梁架側樣。從現存的建築看,木構建築中最早出現月梁造梁栿的是佛光寺大殿,但之後月梁造梁栿似乎在中原及北方地區建築中消失了。而在南方地區,無論是五代、兩宋時期建築還是元、明、清時期建築,月梁造梁栿使用均極為普遍。也就是說,在李誡編修《營造法式》時,南、北建築在梁栿形式上已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北方以直梁造為代表,南方以月梁造為特色。
如進一步分析《營造法式》的大木作側樣圖還可發現,《營造法式》所錄月梁造梁架側樣正反映了五代、北宋時期江南廳堂建築最普遍的梁架構成形式。華林寺大殿、保國寺大殿、甪直報聖寺大殿以及延福寺大殿、天寧寺大殿的梁栿,無不采用月梁造,且同樣都是八架椽屋。也就是說,宋元時期三開間方形殿堂建築,江南地區普遍采用月梁造八架椽屋的形式,中原及北方地區大多采用直梁造六架椽屋的形式。作為北宋建築官書的《營造法式》,其大木作製度側樣圖中所記錄的裝飾精美的月梁式廳堂型構架形式,在同時期中原及北方地區建築遺構中不見一例,然卻是江南建築中既典型又普遍的構架形式。由此可見,《營造法式》的月梁造梁架與江南建築做法有著密切關係。
闌額月梁造同樣是五代、北宋以後江南地區盛行的闌額加工與裝飾手法。通常,闌額采用的是直枋形式,而江南建築中闌額卻慣用月梁做法。這種現象絕非偶然,它其實是江南建築中梁栿月梁造做法的延伸和變化,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強化月梁造廳堂型構架的整體性及其相應的裝飾特色。《營造法式》在“造闌額之製”中規定,闌額“兩肩各以四瓣卷殺,每瓣長八分”,顯然,這是月梁形闌額的做法。可是,在中原及北方地區現存的唐、宋、遼、金木構建築中,尚未發現闌額月梁造樣式。
由此可見,無論梁栿月梁造,還是闌額月梁造,《營造法式》所記均與現存的江南地區宋元建築做法相吻合。它們是流行於江南建築中的一種帶有地方特色的做法,卻被收錄於《營造法式》之中,成為官式建築的樣本,這說明江南建築確實對《營造法式》產生過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