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講武禮”的發微
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趙構作為宋徽宗留在中原的唯一皇子，在北宋王朝的廢墟上登上皇位，延續了宋朝的統治。依據傳統儒家關於的正統性的表達，他的繼位不容任何質疑——至少符合了當時人希望皇位應該在趙宋皇室內部繼續傳遞，而不是由偽“楚”或偽“齊”的其他姓氏來僭越中原王室血統的正當性。此外人們更加期望能夠結束目前戰火紛飛、滿目瘡痍的國勢，恢複帝國以往繁榮局麵，這樣的理想也當然就維係在這位年輕的君主身上。
南宋初年的士大夫力求使帝國軍隊能夠在金的強悍進攻麵前保持旺盛的戰鬥力，並且肩負起恢複北方失地的重任。但是南宋軍隊的孱弱現狀，又不得不令大家必須在短期內找出解決方法。鹹平二年（999）宋真宗在強遼威脅之下舉行的盛大閱兵式，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南宋初朝臣對於“講武禮”的關注熱情——盡管在北宋後期此項禮儀幾乎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消失。
建炎三年（1129）胡寅上書談到治理軍隊三事，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宋高宗能夠親自檢閱軍隊，促使士兵加強訓練，早日承擔保衛國家的職能。而高宗也適時地表達了自己繼承先祖重視武備的傳統，考察武將能力的意願。紹興五年（1135），時任資政殿學士的李邴上奏“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其中之一就是希望高宗能夠親自“大閱”，“宜因秋冬之交，辟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明確提出舉行“講武禮”，檢閱訓練成果，激發士氣，期望高宗能夠遵循古禮，實現廣大士大夫的“恢複”心願。不過，未見宋高宗對此作出明確表態。此後雖仍有人提出相似建議，紹興七年（1137）黃彥平上奏，希望宋高宗能夠模仿北周、唐代的驪山講武傳統，“用臨淮校旗之法，激惰偷之士，角拳勇之才，令行於軍，氣當自倍。”但是遭到了與李邴相同命運，沒有得到高宗皇帝任何回複。
然而與此種狀況恰恰相反，之後的宋孝宗和宋寧宗朝初期，“講武禮”呈現出非常興盛的局麵，宋理宗也一度將它作為一件很重要的政治事件。那麼究竟“講武禮”有著怎樣的意義，使得南宋的數位君王采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而它與南宋政治與軍事之間有何種聯係，都是以下將要闡述的內容。
二、南宋“講武禮”與軍事訓練、現實政治之間的關係
盡管“講武禮”隻是古代軍禮中的一項皇家專用禮儀，但是它蘊涵著政治與軍事雙重含義，又是其他各項軍禮所不能比擬的，在某些特定的曆史時期，甚至可以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莫大議題。
作為昭示皇權至高無上的很好手段，鹹平二年（999）的宋真宗大閱“講武”除軍事含義之外，就有為了向遼國宣揚宋朝皇帝唯一合法性，而遼終究是“夷狄之國”，與宋朝之“正統”不可同日而語的意味——至少當時廣大士大夫持這樣的看法。“這種正統觀，由於綿延已久的幾個世紀的君權統治而得到加強，而正是它培養了士人對王朝的認同感。”
作為唯一留在中原的宋徽宗子孫，宋高宗的繼位具有與生俱來的合法性，雖然北方的金朝君主也稱皇帝，但宋金雙方對峙之初，這是不被文化上占據優勢地位的中原士大夫所承認。在兩宋之交紛亂的政治形勢之下，王朝已經趨於崩潰，可是出於中國傳統政治的“正統觀”，隻有趙宋子孫才能繼續維持帝國的生命，其他試圖進行改朝換代努力的任何人，都被稱做“偽”或者“虜”。因此宋高宗的皇位自然而然的帶有與生俱來的權威性和合法性，他的權力是不容被質疑的。即使我們不可否認這位“中興之主”的個人才能以及追求均與當時國勢格格不入，其不足以承載一個國家的命運——盡管南宋史家對於宋高宗多有諱言，竭力將其塑造成為一位“模範君主”。
既然如此，“講武禮”的政治意義對於宋高宗個人來說沒有效用，而其一心求和的心態，更加決定了具有積極軍事意義的“講武禮”是宋高宗所不能容忍的。縱然有時在不得已情勢之下作出必要的姿態，但是力主和議的高宗終究不能容忍“講武禮”可能會引起金人對其“議和誠意”的誤讀，這決定了“講武禮”不可能在高宗統治時期得到應有的重視。
然而，並不困擾高宗的“合法性”問題，卻不斷對之後南宋的幾位皇帝施加重大影響——因為這些皇帝都需要證明其繼承的合法性。
宋孝宗最初隻是拘養於宮廷內的太祖子孫之一，十餘年的宮廷生活總在宋高宗不斷的考察中度過，最終才在與另一位皇子的鬥爭中勝出——同時也要歸結於宋高宗仁慈的主動退位，成為帝國新的君主。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即使在宋高宗當“太上皇”期間，對於朝政也有很大的影響力，直至宋高宗離開人世之前，宋孝宗總是生活在其陰影之中。上有“中興之主”的君父，孝宗不得不通過其他方式來樹立自己的權威，證明自己繼位的正統性。
如何證明自己的帝位不是來自太上皇的“施舍”，而是皇室血脈的一次正常延續，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統性——作為困擾宋孝宗的一個重大議題，亟須通過某種方式獲得解決。“講武禮”恰好充當了這樣的角色，既能通過此表達自己力圖“恢複”的決心，增加士大夫對己的支持與信任；又可以向國民示威，昭示帝國唯一統治者的龐大權力來源。同時對於敵國也具有一種強大的威懾力，使其不敢輕視在兩國關係中處於臣屬位置的南宋皇帝。因此，為了擺脫自己卑微的出身和太上皇帶來的巨大政治壓力，宋孝宗在無法效仿唐太宗通過戰爭手段建立功業的情形下，一直力圖“恢複”的他必須表達“安不忘戰”思想，而“講武禮”就成為他的重要選擇之一。
據南宋人記載，宋孝宗在位期間，一共舉行“大閱”五次之多，時間跨度近二十年。在其初繼位的隆興元年（1163）就下令舉行“講武禮”，但是由於天氣原因作罷。乾道二年（1166），在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後，拉開了南宋曆史上大規模“講武”的序幕。
此次“講武”首先確定在當年冬季舉行，地點也由隆興元年的“候潮門外大教場”改到了距城二十裏的白石教場，“大閱”前三日便已經將命令下達。當日早晨，自宮內的“祥曦殿戎服乘馬”，“戎服”即“禦閱服。以金裝甲，乘馬大閱則服之”“太子、親王、執政以下並從至大教場。進膳畢，上獨與太子、親王、管軍、知閣、禦帯、環衛官俱往白石。”宋孝宗登上將台：
三衙統製、統領官等起居畢，舉黃旗，諸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衙管軍奏報取旨，馬軍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向台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兔，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陣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禦台下獻所獲。帝遂慰勞，賜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諸軍歡騰，鼓舞就列。百姓觀者如山。
當時天氣已經多日陰霾，至宋孝宗出城“閱武”，天公作美，馬上雲開霧散，“時久陰曀，暨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開霽。”檢閱結束後，宋孝宗相當滿意，對指揮軍隊的殿前司主管王琪等人賞賜頗豐，“賜殿帥王琪以下金、銀椀有差。三司主帥至統領官各十兩金椀一。射生將佐、使臣等各七兩、五兩銀椀有差。”回到幄殿又與隨從的太子、親王等飲酒為慶，晚飯後才起駕回宮。爾後宋孝宗對王琪等讚賞有加：“前日之教，師律整嚴，人無嘩囂，分合應度，朕甚悅之，皆卿等力也。”而王琪等也適時的稱讚皇帝英武，並且表示了為君主鞠躬盡瘁的決心，“此陛下神武之化，六軍恭謹所致。臣願得以此為陛下剿絕奸宄。”
而當時臣子鑒於“上方勤閱武”紛紛以此為素材，“願賦翰林章”。呂定就以《調兵》、《扈駕》、《班師》為題，表達了君主對於武事的濃厚興趣：
年少談兵膽氣豪，折衝千裏豈辭勞。旌旗影動秋風瑟，鼓角聲回夜月高。紅錦裁鞍新試馬，黃金裝帶舊懸刀。臨征自信軍容盛，五色團花繡戰袍。
八月秋高戰馬肥，觀兵郊外振天威。一聲鳳吹迎鸞馭，五色龍文雜袞衣。劍戟橫空金氣肅，旌旗映日彩雲飛。令嚴星火諸軍奮，直斬單於塞上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