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因為做報紙副刊編輯，常常去老北大紅樓邊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看望張中行先生。一來是聽他聊天，二是順便取稿子。時間過了多年，很是懷念那些時光。張先生是因為寫紅樓而出了名的，有人也就把他稱為現代的古董。我和他的交往，在開始是懷著好奇之心的。沒有想到還有這樣寫作的人，文章沒有一點當下話語的痕跡，血脈完全是從五四那裏來的。這種文體的出現在當時是一種異類，但讀起來卻有心靈的洗刷和理性的震顫，在他麵前，所有的流行色變得淡然無味了。
我和他多年的交往，談得最多的是周氏兄弟，曾問過許多問題，他提供的故事和線索是很多的。比如周作人的起居情況，“苦雨齋”學生中的親疏，以及錢玄同、劉半農的日常生活。在五四那代人裏，他最推崇周氏兄弟，尤看重知堂。一般喜歡知堂者是疏遠魯迅的，有的甚至將兩人對立起來。他不這樣。這一點上他表現得很寬厚，是個懂得世道的人。魯迅對他的影響在知性的層麵，他覺得那是個超人。不過由於思想上趨於“信”，便不及知堂“疑”的力量。張先生是欣賞懷疑論的人，這既受益於知堂的思路，也得益於羅素的哲學。魯迅的用世，常人學不來，學不好會成為匪氣之人，他繞過了。於是偏於知堂的獨思，保留讀書人的園地，甚或一點象牙塔的情趣。這也為他後來與楊沫的分手作了注解。不願卷入“信”的狂歡，在亂世裏求一個心靈的寧靜，甘願本乎於心，順乎於道，如此而已。他晚年被人關注，便是因為殘留著幾近消失的五四的另一傳統，將懷疑主義和個性化的獨思展現出來。以知堂那樣曆史的看客姿態，談陰陽之旅，述春秋之變，敲開了一個個曆史的盲點，將人的本色和生命的欲求詩化地點染出來。又不高蹈於眾人之上，以平民之軀行世，這在百年間無數自認為掌握了真理的那些豪邁者身上，何曾看見過呢？
紅樓的生活給他的影響是巨大的，有意思的是他後來就一直工作在這個舊址邊。半個多世紀過去，他一路坎坷，身遭數變，淪落到社會的底層。多年間他養成了一個習慣，那就是常常去看老北大的教員，成了知堂等人家裏的常客。1950年代後，文化格局大變，舊的一套遭廢，他心儀的那些東西慢慢地消亡了。他苦於無人對話，有什麼可以慰藉自己麼？於是隻能沉浸在回憶裏，久久地咀嚼著老北大時代的那些詩文。我覺得他像紅樓的遺民，隻有五四讀書人的氛圍才喚起了他的快意。後來寫《負暄瑣話》時，已將多年的心緒披露出來。知堂說北大有兩個傳統，一是讀書不忘救國的，二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前者要改造社會，走向街頭，後者則在精神的靜觀裏提供思想的資源。張中行以為在當下中國，缺少的是後者，它可以矯正主流思潮的錯誤，不斷提供精神的各種可能性。而當代教育的實用主義和文化的功利主義，已重創了這一傳統。我在他的回憶北大的文章裏，感到了他的憂慮。當沉浸在曆史的往事裏時，他勾勒了那麼多我們不曾知曉的故事。文字老到精妙，內心靜得沒有雜音，仿佛是從博物館裏傳來的鍾聲，傳遞著失去的足音。他那麼感懷新文化的前驅，文字毫無迂腐氣，在古樸裏還透著現代哲學的淩厲之氣，有一點康德的不可知論的雄辯，一點知堂式的從容，外加上曹雪芹般的感時傷懷。許多文章的問世，構成了一個個舊夢，他給我們帶來的氣息，在別人那裏是感受不到的。
他描繪的紅樓，一是學術上的自由空氣濃，二是知識群落個性的強烈。新與舊、古與今都薈萃於此，真是鬱鬱乎文哉。但文字中並不都是譽詞，有時對自己的老師亦有微詞，並不以前人是非為是非。張中行以為老北大的不凡在於，將學術由傳統的泛道德化轉變到多元的道路上來。他喜歡胡適的為人，卻不苟同其為官之道；禮讚知堂的隨筆，然而批評老師的失足之過。寫曆史能以平常心為之，且妙語四出，那是兼得史家與批評家之長的。所以啟功先生說他有大學者的風範，不是誇大之詞。曆史在張中行的筆下，被有意味的情思包圍著了。
我有時讀他的書，感到他文字裏最願寫的是夢，許多書的名字與夢有關。《留夢集》、《說夢草》、《說夢樓談屑》等彌散著幽玄之氣。他懷念胡適、魯迅、知堂的遺韻，對出進紅樓的人物有一種敬畏感。由此而推及到那個時代，哪怕是鄉下的小人物，每一點純情的東西都深記於心裏。這些長久地吸引著他，你在那裏能讀出大的愛以及期待。他在哲學上造詣很深，卻不被思辨理性所束。唐朝詩人的感傷和明代讀書人的性靈含於其中。這些雜色的東西在他那裏奇妙地組合著，學院氣與書齋化的韻致統統消失了。我們在那文字裏看到了尋夢而不可得的苦楚，而又偏偏纏繞著舊夢。他多次說人生乃大苦，也許惟夢才讓人欣慰吧。天底下一切清爽的東西讓他喜，一切智慧的存在使其敬。然而生命的無奈在於，所有的都在逝去，逝去，人是多麼渺小的存在!他在自己的園地是，書寫了人間的悲苦，以及不甘於悲苦的眷戀和夢想。有夢者也是幸福的，較之於我們這些無夢和少夢的人，他活得充實，豐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