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五年前寫完了本書，稿子一放就是這麼久。那時北京正臨“非典”，我躲在博物館辦公室一筆筆寫下去，空蕩的街道，無人的院落，沒有一點喧嚷。書寫得很快，好像在與魯迅、陳獨秀不斷地交談，那段時間就這樣被兩人的命運占有了。
在友人的催促下，手稿直到今年才開始著手整理。之所以遲遲出版，一是俗事纏身，無暇顧及，再是對自己的文字有點厭倦，真的難翻出什麼新意了。現在，三部曲就此了結，也隨之鬆了口長氣。寫本書時，好像是完成任務。在動筆的時候，不斷受到舊的寫作模式的暗示，似乎在重複著自己，這在我是一種痛苦。直麵舊跡的過程，無處不是認知的挑戰。有些話題曾是禁區，有的已不再是難點了。可是曆史語境的人與事，要理清已並不那麼容易。雖說魯迅已被過度地闡釋了，但依然還有諸多的盲點。對失敗的英雄陳獨秀，究竟如何把握，自己一直困惑著。被抹殺了的人物的精神模式，如何會成為當下精神的可能性，也是一個難題。我隻是碰到了它們，卻未能得到解決。
這一本書實際是麵對左派文化多種性的自問，五四之後的左傾化究竟是什麼在起作用？為何後來又被另一種更激越的意識代替？梳理曆史時，就感到一個巨大的精神之力在其間的起起落落。找到那個背後的合力是困難的，在跋涉的途中，不是越來越清晰，有時卻變得更為茫然。我知道，社會進程的魔力，以淺薄的視角是看不見的。自己隻是表達了一種感受，離史家的路之遙，那是深味玄機者一看就知道的。
魯迅與陳獨秀在精神層麵的價值，遠比政黨文化的內涵更大。作為一個新傳統，它其實在改變著現代史研究者的敘述語態。不管認知的程度如何，一旦與這兩個人相遇，就會被一種生命意誌所糾纏。那個巨大的意誌之河衝刷著思想的積垢。就個性的魅力而言，它們在消解著革命的神話。不錯，他們動員了革命，誘發了思想的起飛，但他們又遠離了今人的選擇。前人開辟的道路不是延伸到曆史裏，而是終結在今天的世界裏。似乎現在發生的一切，都和他們沒有關係。
現代史的宿命是，知識階級自己葬送在自己的起點上。他們捅破了籠子，卻發現進入了新的籠子，而這個籠子恰是自己搭建的。當他們開始抵抗的時候，卻聽到了自己的同行者夜鶯般的吟唱：這個世界多麼美好呀。魯迅、陳獨秀們，完全可以拜拜了。中國的高明的學者們，不斷重複著類似的話。告別五四，告別激進，好像已成了時髦的話語。
這樣的時候，我感到了他們的寂寞。當有人把後來的文化悲劇都算到這些前輩的頭上時，其實曆史與他們已經不太相幹了。如今，看到各類國學家對他們的痛斥，可以感到學界的滑稽。隻要再讀《新青年》的文章，當可以驚異我們國人的精神生活，還沒有多少進化。那些炙手可熱的國學家的文字，和五四先驅者的隨筆對照一下，不僅進化談不上，連林紓式的視野也稀少得很，而魯迅、陳獨秀的文字，也都可以射中其身。孔夫子之徒遇雨則生，而五四前驅的餘音，至今還是荒漠裏的蒸汽，早被蒸發了大半。
十幾年前我就萌生了寫魯迅係列的念頭，以魯迅為核心勾勒那個時代的人文地圖，是求知的過程。而真的做起來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的孱弱，一些重要的問題也可能被遮掩了。我知道這是個困難，相關的話題還未能全部涉及。但這在我是一個夢想，從青年一直到知天命之年，從未改變過。回望這些新文化的先驅，我們內省的一麵總要比狂歡的因素要多，在後來的文化風潮裏，類似的人物已很少見到了。
新文化的曆史還在進行之中，魯迅、陳獨秀渴求的精神還是破碎的。這份遺產裏，我們分享的苦難要多於欣慰，但苦味也是一種財富，至少在刺激著我們，如果沒有對人的有限性的清醒和拓路的渴求，精神之河就凝固了。魯迅與陳獨秀是一川不竭的奔流，在流淌裏顯現了它的生命力。現在，流淌的鮮活的生命之流，對我們是多麼重要的存在。曆史不能重複，但曾經的擁有，對我們已是懷舊時的滿足。我們可稱讚的現代性資源，真的不多，現在還不是自樂的時候。
2008年10月14日於北京懷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