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周氏兄弟之於北京，是個有趣的話題。不過二人不是專門研究北京文化的人，沒有關於北京文化沿革的專門著作，所以他們的看法與觀點多零零碎碎，不成係統。談二十世紀北京文化的流變，魯迅與周作人是個不能不談的存在，他們的學術活動與創作對北京而言影響是巨大的。這不僅因了他們以教師、作家與學者的身份參與了北京新文化傳統的建設，重要的還在於，北京的存在對二人成了一種參照，潛在地製約和豐富了他們對鄉村中國的文化想象。倘若沒有北京的生活經驗，魯迅的鄉下小說圖景或許不會那麼濃地呈現出地域色彩。而周作人關於江南民俗的勾勒，自然也缺少了對比色。所以探討周氏兄弟之於北京的關係，我更主要關心的是北京意象在二人寫作中的位置，以及他們在現代北京人文傳統中的分量。明確這兩點，可以窺見現代思想者與地域文明複雜的文化紐結，現代意識的增長點，有時是與此種文化碰撞不無關聯的。
1912年5月，魯迅來到北京，五年之後，周作人亦在魯迅推薦下進京謀職，他們先住在城南的紹興會館，後一同搬入西城區的八道灣。北京對二人而言，不過是謀生之地，對它的生活氛圍、民俗情調都說不上十分喜歡。周氏兄弟對於北京，不像老舍那樣有著血緣的聯係，他們的語言幾乎沒有受到過胡同京韻的暗示，北京地域的色彩不過是一種陪襯，二人生活的世界與周圍的人們是隔膜的。魯迅在北京生活了十五年，但卻沒有一篇回憶和懷念帝京的文章。偶然談起古城的舊跡，還有一種反諷的態度。作家林斤瀾有一次說，魯迅寫到北京的胡同與人時，沒有一點欣賞和羨慕的眼光，倒是多了一種嘲弄。我以為這看法是對的。鄧雲鄉曾著有《魯迅與北京風俗》一書，用力甚勤，但也隻是描繪些足跡所到，訪書之地與喝茶的店鋪，魯迅與市民間的情感互動倒看不到什麼，留下的大抵還是些空白。但周作人談及北京時，仿佛也有許多話題，最主要的是一種參照，或是襯托。如談到江南水鄉時，就以北京為例，看到彼此的差距。《水鄉懷舊》雲：
住在北京很久了，對於北方風土已經習慣，不再懷念南方的故鄉了，有時候隻是提起來與北京對比，結果卻總是相形見絀，沒有一點誇示的意思。譬如說在冬天，民國初年在故鄉住了幾年，每年腳裏必要生凍瘡，到春天才脫一層皮，到北京反而不生了，但是腳後跟的斑痕四十年來還是存在。夏天受蚊子的圍攻，在南京最是苦事，白天想寫點東西隻有在蚊煙的包圍中，才能勉強成功，但也說不定還要被咬上幾口，北京便是夜裏我也不掛帳子的……
文章未涉及到什麼文化評價，隻是歲時和天氣而已。談不到什麼深奧的道理。魯迅則大多都避而不講居住的城市的優點，他對生活過的紹興、南京、東京、仙台、北京、上海等地，均無深切的戀情，決然的東西很多。他的小說寫紹興者尤多，可是多是微詞，批判的語調四濺，其性格中剛烈之色多多，要找到他的鄉土戀情，並不容易。至於紹興之外的都市，他禮讚的頗少，相比之下，對北京的看法略好於外省的地方，隻不過懷念那裏的學術環境罷了。可是北京最主要的文化景觀，他都不太喜歡。比如長城、故宮都非有趣的所在，他甚至還著文諷刺過長城這類遺產。京劇他也反感，看了幾次戲，並不舒服，譏諷之餘，還有詛咒，後來遂與其永別了。北京人的油滑腔與奴才相，尤為魯迅所憎惡，他在文章中提示國人的無操持，有時就是以北京人為特例的。看不到北京在魯迅眼裏的色調如何，大概也難以把握其都市觀念的特點，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學界大約是有著共識的。
魯迅的離開北京是出於無奈。他後來去上海，就有些後悔，以為就人的忠厚與學術環境而言，北京遠遠好於上海。周作人對北京的愛是不言而喻的。日本人來了，文化人紛紛逃到南方，他卻守在苦雨齋裏，在舊都裏苦住，那裏的原因固然複雜，可迷戀帝京的生活是不可否認的吧。描寫周氏兄弟的一生，北京都是不能不談的詞彙。二人給這個都城帶來的憂與喜、苦與樂，我們於今天的文化流脈中，亦常可感受到一二。
2
誰都知道，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周氏兄弟一直是重要的一對人物。他們在對人本主義的闡釋上，觀點相近或互補，許多灼見在新文化史上閃著光芒，為後人所敬佩。魯迅與周作人對北京新的人文傳統的出現，貢獻頗大，他們二人那時寫下的作品，至今仍有著不朽的價值。關於文學理念、譯介思想、創作風格，前人已有諸多論述，這裏暫且不提。他們在民俗文化的思考上獨樹一幟的精神，以及在北京文化史上留下的痕跡，則很有意味，是有著非同尋常的價值的。
魯迅對京城文化沿革的注意遠不及周作人。不過他的藏書中有關北京風土人情的，亦有多部。除了像故宮文物介紹之類的圖書如《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之外，還有類似於《舊都文物略》之類的資料，魯迅的思考北京，常常將其作曆史的一個點加以觀照，並未隔離開來靜觀地看。但周作人卻更願意從民俗學中打量這個城市，北京社會灰色的影子，則在他筆下有了另外一種色澤，比起魯迅的文本，有些另樣了。關於北京，周氏的文章多多，如《北京的茶食》、《燕京歲時記》、《關於〈燕京歲時記〉譯本》、《北平的春天》、《北平的好壞》、《北京的風俗詩》、《〈天橋誌〉序》等等。都寫得有些趣味，有民俗學上的意義。至於舊籍中關於北京的記載，他也注意，對《帝京景物略》、《日下舊聞》、《燕京歲時記》、《舊京瑣記》等都有評述，看法與士大夫者流多多反對，不同於一般學者。周氏如此關注民俗學與筆記體中的邊緣文化，大概是看到了其間民俗性的東西。而民俗性裏，有一個民族本然的存在，可以嗅到真切的趣味。魯迅對這一點一直首肯。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民風與信仰裏，可以看到國民的性格。所以當江紹原潛心研究民俗學時，魯迅就竭力支持，並將民俗學第一次在國內的大學中推出。不過在對民俗的看法上，魯迅多注重野性的東西，周作人看重的是審美情調。魯迅在小說中展示風俗中的人性史，周作人卻從知識學的角度提煉思想。用意大抵是一致的，即都希望從非正宗的文化裏，找到一種認識本民族性格的資源和視角，這裏展開的精神意象，比士大夫一向看重的儒道釋模式，要豐富得多，周作人在《風土誌》中說：
假如另外有人，對於中國人的過去與將來頗為關心，便想請他把史學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麵來，從讀雜書的時候起離開了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於國民生活之史的研究，雖是寂寞的學問，卻與中國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來說吧，燕雲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記錄，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沒有什麼留存，所以我們的話也隻好從明朝說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歡的一部書，即使後來有《日下舊聞》等，博雅精密可以超過，卻總是參考的類書，沒有《景物略》的那種文藝價值。清末的書有《天咫偶聞》與《燕京歲時記》，也都是好的。民國以後出版的有枝巢子的《舊京瑣記》，我也覺得很好，隻可惜寫得太少耳。近來有一部英文書，由式場博士譯成日本文，題曰《北京的市民》，上下兩冊，承他送我一部，雖是原來為西洋人而寫，敘述北京歲時風格婚喪禮節，很有趣味，自繪插圖亦頗脫俗……
從民俗中看北京、看地域人情，可以說是周氏兄弟都有興趣的選擇。晚清以降，北京文人漸漸懂得這一方麵的意義，美術與文學領域都有高手於此用力。魯迅的友人陳師曾就頗為關心北京的風土歲時，其所作《北京風俗》描摹舊京的人物，情思種種，形態可感，有著妙不可言之處。陳氏的畫已脫離了士大夫的迂腐之氣，很有現代人的悲憫心腸，所畫商人、兒童、老婦有很深的市井情調，京味兒與京韻飄然而出。作者並非沉溺其中，看那清涼之圖，有時也隱隱可覺出知識分子的寂寞，對民間眾生的態度有著同情與哀婉之色，和魯迅的小說有著某些相似之處。魯迅對陳師曾的繪畫一直持讚佩的態度，從兩人不同尋常的友誼裏，也能找到相似的審美態度：第一，藝術是寫實的；第二，不放過民風裏的哲學；第三，用現代人的意識點化舊的藝術形式，使之漸成新調。此三點，陳師曾頗以為然，魯迅也大致如此。在為《北平箋譜》寫的序言裏，魯迅肯定了陳師曾的成就，看他對這位新式民俗畫家的盛讚，也分明能體味到魯夫子的審美熱情的。從新的民間藝術裏尋找一個民族朗健的精神表達式，整整吸引了一代五四新文化人。如今看沈從文、豐子愷、老舍、李劼人等人的創作實績，不能不佩服其從地域文明裏汲取養分的勇氣，而周氏兄弟無論在創作實踐上還是理論的自覺上，都遠遠地走在別人的前麵。不論他們是打量江南社會，還是審視古老的帝京，都有著常人少見的視野。二十年代的北京，因為有著周氏兄弟的存在，文壇就變得很有一些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