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民間藝術，遭到了皇權的侵擾和士大夫的侵擾，其有生氣的遺存就很是稀薄了。魯迅的不讚揚北京風土，大概緣於這個因素。後來關於京派、海派的看法，大致也沿襲了舊的思路，所謂京派乃官的幫閑就是這一思路的產物。魯迅對北京文化的看法大多基於對人性與個性精神的思考，強調的是個人的本位。周作人則習慣於藝術的、學術的眼光看事，希望從中抽象出一種益智的學識。大凡言及民俗，他都以科學的目光思之再三，文章很帶現代理性的力量，與醉心於帝京的迂腐文人比，還是多了幾多亮色。他在1940年寫下的《中秋的月亮》，與郭禮臣的《燕京歲時記》感受就大異其趣，抑或是在唱反調了。周氏的鑒賞風土，並非北京文人式的自娛自樂，有時也帶有懷疑和批判的語態。他的肯定風俗，乃因了其遠離廊廟朝廷，漸與田野坊巷接觸，有非正統文化的愜意。但有時也對其間的猥褻、肮髒、迷信產生排斥的態度。周氏談論北京的文章，悠然之餘，也有著淡淡的苦澀。《中秋的月亮》一文多少體現了他的心態：
郭禮臣著《燕京歲時記》雲，“京師之日八月節者，即中秋也。每屆中秋，府第朱門皆以月餅果品饋贈，至十五月圓時，陳瓜果於庭以供月，並祀以毛豆雞冠花。是時也，皓魄當空，彩雲初散，傳懷洗盞，兒女喧嘩，真所謂佳節也。惟供用時，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師諺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此記作於四十年前，至今風俗似無甚變更，雖民生凋敝，百物較二年前超過五倍，但中秋吃月餅恐怕還不肯放棄，至於賞月則未必有此興趣了罷……我於賞月無甚趣味，賞雪賞雨也是一樣，因為對於自然還是畏過於愛，自己不敢相信已經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樂是於我頗少緣分的。
在北京生活了那麼多年，自覺是這個古城的陌生的一員，也證明了他的思想與外界的不能融通。周氏兄弟對生育自己的土地就是這樣又親又離，苦樂相伴。如果說魯迅是個北京的過客的話，那麼周作人則可以說是古都的看客了。過客者，其步履匆匆，未將身邊的世界看成歸宿，看客呢，則置身於社會的邊緣，看日起日落，人隱人現，說些塵海中人說不出的冷靜的話。魯迅對北京的看法一直沒有大的變化，而周作人一直在變。但一個是不變中的變，一個是變中的不變，然而二人卻留下了與芸芸眾生不同的形象。他們曾生活於北京，卻又不屬於北京，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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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魯迅南下，那時他已與周作人分道揚鑣了。離開了古城，對它的看法也漸漸冷靜下來，偶然談及，都有些不錯的見識。從一些隻言片語中，依稀可感受到他對北京的好感。1932年11月，他回京探親時，給許廣平的信中說：
現在這裏的天氣還不冷，無需外套，真奇。舊友對我，殊不似上海之以利害為目的，故倘我們移居這裏，比上海可以較有趣的。
後來他不止一次談到了北京的優點，尤其古文化的氣息，非上海可以比肩。1933年10月致鄭振鐸的信說：
上海箋曾自搜數十種，皆不及北平；杭州廣州，則曾托友人搜過一通，亦不及北平，且劣於上海，有許多則即上海箋也，可笑，但此或因為搜集者為外行所致，亦未可定。總之，除上海外，而冀其能儼然成集，蓋難矣。北平私人所用信箋，當有佳製，倘能亦作一集，甚所望也。
魯迅那時是“看北京”，周作人則漸漸成了京城裏“被看”、“被描寫”的對象。因為久居古都，且又與友人漸漸形成了一個文化圈子，自覺不自覺地成了一道景觀。周作人自稱是苦住，他的“苦雨齋”往來的客人，都有一點清高、不諳流俗。沈從文曾寫過文章，稱“苦雨齋”中人為“京派”，於是“京派”的概念在三十年代便在文壇上流行了。周作人為首的“京派”，並非自覺形成了一個團體，既不是運動，也非思潮，不過趣味相近、審美情調和人生態度相似的人的集合。從“北京的看客”，到“被北京人看”，周作人完成了從邊緣人到社會聞人的轉變。這轉變是其自身成就使然，並無故意為之的痕跡。沈從文曾以羨慕的筆觸寫到了周作人與馮文炳（廢名）文章的妙處：
從五四以來，以清淡樸訥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時代一些人的文學趣味，直到現在還有不可動搖的勢力，且儼然成為一特殊風格的提倡者與擁護者，是周作人先生。
無論自己的小品，散文詩，通通把文字發展到“單純的完全”中，徹底的把文字從藻飾空虛上轉到實質言語來，那麼非常切貼人類的情感，就是翻譯日本小品文，及古希臘故事，與其他弱小民族卑微文學，也仍然是用同樣調子介紹給中國年輕讀者。因為文體的美麗，一種純粹的散文，時代雖在向前，將不容易使世人忘卻。
……
但在文章方麵，馮文炳君作品所呈現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於對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響，文體有相近處，原是極平常的事。用同樣的事，同樣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纖細處生出驚訝的愛，馮文炳君也是在那愛悅情形下，卻用自己一支筆，把這境界纖細地畫出，成為創作了。
“京派”文人，大多是學者，或大學教授，或雜誌編輯。周作人而外，俞平伯、廢名、沈啟無、朱光潛、林徽因、沈從文等，都有相似的一點，文字有些古樸，曆史感與學識相伴，不以宗教的態度打量人生，而采用的是鑒賞的態度環顧左右。沈從文以為這樣的態度是好的，遠遠勝於上海文人的浮躁。於是上海文人與北京作家便有了一番論爭，京海之戰便成了現代史上一段有趣的插曲。魯迅曾注意到了這一次論爭，他在《“京派”與“海派”》一文寫道：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以掩飾，於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魯迅的批評“京派”，有時也暗含周作人那個沙龍中的人們。“京派”人士的“隱”、“傲世”，其實是故作姿態，不過為了啖飯而已。魯迅在《隱士》、《喝茶》、《憶劉半農君》諸文中，對周作人身邊的人“做打油詩”、“弄爛古文”的態度，多有微詞。看到了“京派”文人與血與火的民間的隔膜。他以為學者也好，作家也好，是要直麵黑暗的人生的。那時候周作人在文字裏時常譏刺魯迅等左派人士的“趨時”，魯迅則反駁其“京派”臉孔的偽態。兩個人無論在生活狀態上，還是審美趣味上，均相距甚遠，已不複見早年的情趣相投了。三十年代，魯迅與周作人分別形成了自己的核心。前者趨於左翼的批判意識，多血的顏色，與民眾的疾苦貼得很近。後者則在“苦雨齋”裏咀嚼著曆史與文化，沉浸於高雅衝淡之中。雖然周作人亦多憤世之音，有些見解還在左派文人之上，但以他為首的京派文人們，已與五四時期鬥士的路相距甚遠，沒有什麼共同語言了。
粗略地打量周氏兄弟與北京文化的關係，大致可以感受到現代文化中的分分合合，興衰流變。魯迅與周作人有許多相近的思想，曾經有過密切合作的曆史，也留下了諸多令後人玩味的故事。他們留給北京的，遠不是文學上的花絮，倒是關於知識分子自我選擇的文化難題。我們談北京的新傳統，不可忽略這兩個人的恩恩怨怨。周氏兄弟的遺產對今人仍然是一種挑戰，如何看待這一挑戰，大概可以影響今人的曆史選擇。雖然後人不可能重返前人的舊路，但文化中的得失，對後人的鏡鑒作用，從來都是不能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