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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之後，張中行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編輯。批胡適、反胡風、反右，他都在邊緣，除了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受衝擊外，其他的運動都僥幸躲過去了。那時的語文教材編輯分文學與漢語兩部分。他在漢語組，負責人是張誌公先生。漢語乃語言工具，離意識形態遠些，也保證了自己可以不卷入社會意識形態的浪潮裏。語法結構、古文的活用、詩詞格律，都是技術層麵的事情，不被別人所注意的。他在外圍看社會的文化之爭，心裏的感受極其複雜。比如胡風案件，他就所知甚少。老實說，對胡風、周揚的對立，他是不感興趣的。在他眼裏，是荒謬的兩麵，根本點是相同的。他曾疑惑，胡適被批可以理解，但胡風也被整掉，左翼文化的向路就更狹窄了吧。在思想的深處，他認為無論周揚也好，胡風也罷，那種理念是大同小異的，不能解決靈魂的問題。人們總是相信用一種方式一下子解決問題，試圖在黨派和意識形態中安放自我的靈魂。不過還是外在的東西，離人性的存在反而越來越遠了。在那樣的時代，他認為莊子、康德的傳統，依然有不朽的價值。雖然這一切已被遮蔽了。
於是他甘願地沉迷於古代，回到過去。讀點古書，看看字畫，學學哲學。外麵的風雨再大，也置之度外。此外常去走訪老人，周作人、葉公綽、魏建功、俞平伯、周叔迦、熊十力都成了他造訪的對象。那時候這些老人都閑置在時代的邊上，被主流社會遺忘了。可在他眼裏，最有價值的還是這些沉默的人。在街市的出版物裏，除了古典哲學和古典文學作品外，幾乎沒有令他感興趣的。但那些從舊時代過來的老人，身上還殘留著思想的光澤。比如魏建功的文字學根底，就神秘而彌高。其談吐裏的氣象包含著文化的渾厚的力量。葉公綽的書法鑒賞和讀書趣味，也迥別流俗，氣象是高遠的。熊十力、周叔迦的佛學觀的深切，都是寂寞地與精神天幕對談的思考者。這些人的特點都不是左翼人士，沒有金剛怒目的一麵。可是在那裏卻會有一種安詳的感覺，不必顧及什麼，就那麼恬淡地對視著，有美的靈光閃來。北京城太單調了，惟有和這些人交往的時候，他才像回到了老北大的時期，回到思考的樂趣裏。
他交往的前輩，給他快意的地方多，像讀一本書一樣有趣。比如林宰平先生，是懂西學的人物，對中國古代的詩畫、哲學亦有不凡的造詣。林先生是北大的哲學係教授，張中行上學時沒有聽過他的課。畢業後偶讀他的書，不禁佩服起來。精湛、廣博、深切，都非一般人可比。閱之心清氣爽，似乎多了一隻眼睛，看世看人，清楚了許多。他們之間的交往始於四十年代，原因是辦那份佛學雜誌吧。他應邀寫了文章，還為雜誌捐過錢。幾次交往，遂現友情，暗生敬意。五十年代初，他們又恢複了來往。張中行常常獨自去他家拜訪，所談甚歡。在張中行眼裏，林氏是個難得的儒雅之人。他回憶說：“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溫和。我認識的許多飽學前輩，為人正直，治學嚴謹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樣溫和的卻不多見。不要說對長者和同輩，就是接待後學，也總是深藏若虛，春風化雨。”在那樣一個動蕩的時代，還能從老先生那裏得到精神的滋潤，內心有大的撫慰，該是一種幸福吧。他比許多無奈而絕望的人多了幾分曙色，這支撐著他，使他覺出了人間還有眷戀的地方。
一般的讀書人在那樣的年代裏，不受世風的影響是大難的。相信斯大林，相信蘇聯，在讀書人是普遍的現象。翻閱那時的文人的資料，連胡風、巴金都沒能逃出俄蘇文化的巨影，阿壟在最美麗的文字裏反抗了形式主義與僵硬的思想，可是也還在左翼範圍的圈子裏轉著，不能不帶有蘇聯文化的痕跡。那時的知識分子在一種精神的邏輯裏，並不知道真實的蘇聯。他們靠著一些簡單的資料幻想著社會，總像在天幕上還有著迷人的星星閃爍著。主流文化的翻雲覆雨，都在那個邏輯裏。張中行對這些的隔膜，也少了胡風、阿壟式的焦慮也是自然的。
置身於風暴的外麵，也並非容易的事。這裏也要有活命哲學的。有一次他和張鐵錚去周作人家裏，不知為什麼講起了世風。周作人對郭沫若、老舍很有微詞，以為他們是趨時的一類人。話題轉到自己的弟弟周建人的時候，也談到了其間的世故。六十年代初，周建人在浙江省做省長。老家來人說，下麵餓死人了，你要向主席彙報才是。周建人答道：萬萬不可以的。消息怎樣傳到周作人耳裏，不得而知，對自己弟弟的韜略，周作人是批評呢還是讚揚呢，他們一聽就明白了。那天他們聊到曆史上做官者的竅門。周作人舉清朝一個筆記的例子說，官員上朝一般多磕頭少說話；還有的幹脆隻磕頭不說話。講到此，師生們彼此會心地一笑。那一天的聚會，心情很好。張中行後來在文章裏也多次引用這個例子，把它也作為自己這樣的小民的座右銘。沉默，比張揚好。在那個時期，他自己不得不也有著這樣的世故。
因了這個緣故，他對那些遠離塵世的修煉者和獨行者，就格外關注。也羨慕在山林精舍裏自通天語的人。於是也願意與那些清寂的人來往。廟宇、書鋪就成了常去關顧之地。和鄧念觀的交往，就是這樣的。
鄧念觀早年在上海和陳寅恪在一起，讀書頗多。學過醫，懂多門外語，對佛學尤通。後來獨居在離張中行家不遠的廟裏。張中行認識他是在熊十力的寓所，後來就往來多了。對於他的身世，張中行和家人都覺得有些神秘。有時鄧先生來寓所吃飯聊天，彼此頗為愉快。但為什麼拋開妻女到廟裏過，張中行是理解的，可一般人就未必如此。鄧先生喜歡舊學，亦通西學，還翻譯過許多外國著作。為什麼離開社會而獨自過活，也許免去煩惱的緣故吧？在張中行看來，鄧念觀的選擇，有不得已的地方，因為人生太苦，又可以以一種方式減去痛苦，以淡然的方式麵對一切。這大概就是常人沒有的魄力。想想自己，張中行覺得就沒有這樣的勇氣。與鄧先生來往，心是靜的。他喜歡這樣的靜。因為在這裏，世俗的東西哪裏看得到呢？
妻子也漸漸習慣了他與這樣孤獨的人的往來，慢慢也發覺出他的奇怪。為什麼總和非常之人來往呢？張中行很少和家人談出世與入世的事情，生活在那樣的年月，沒有思想比有思想的人要快活的。他那時覺得，在這樣的世上，大凡失意、又能自得其樂的人，才可以看到人性中彌足珍貴的閃光。那光給寒冷和寂寞的他一點些微的暖意。也因為這暖意，他有了活下去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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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的一天，鄧念觀先生到張中行處說：馬一浮來了，住在北京飯店，可去看看否？張中行雖沒有見過馬先生，但對他的學問和詩詞頗為欣賞，於是痛快地答應前往。馬一浮那時是政協委員，年事已高，大約八十餘歲了吧。張中行很喜歡他的儒雅的樣子，聽其談吐，亦有不凡之處。他的欣賞馬一浮，是身上有古風，與時代每每相反對。在精神的深處，其實馬一浮是個新儒家，對西方的人文主義某些理念是反感的。覺得中國傳統的一些寶貴的東西喪失掉了。馬一浮對章太炎以後的學術路向頗有微詞，因為太看重曆史，把四書五經都做曆史來看，就忽略了人情的東西。於是實用主義泛濫，儒家自由的新型的東西反而消失了。這些觀念，張中行那時還沒有看到，對其認識也隻是表麵上的。可是他從此人的身上和文字裏，卻嗅出迷人的氣息。不那麼張揚，是飛動而切實的美。細說就是儒家的高尚的境界。在他的朦朧的感覺裏，此種境界乃常人很難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