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識的幾個前輩都是有儒風的。胡適、劉半農、朱自清、馬敘倫等，脫俗的形影讓人心動。對這些人的學說，他未必都讚一詞，可他們的基本的做人的態度，在他看來合乎人性的美質。比如談到馬敘倫，他就佩服其學以致用的精神，馬敘倫曾說過這樣一段話，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君武長餘四歲，一浮（馬浮）長餘二歲，彼時朱顏綠鬢，各自負以天下為任。乃一浮尋即自匿陋巷，日與古人為伍，不屑於事務。君武西遊，留學於德國，及歸而與政，然所成與餘相若。
人生墮地，即入社會，惟有兩利，以了此生，至於得福得禍，各隨因緣，權在於己者，即看明環境，權量輕重，趨於合理，自然得福。若環境所迫，禍不可避，則安而受之，生死不計。
上述的話是儒家的忠言，像馬一浮那樣的埋頭讀書，與古人對談是一種選擇，而如馬敘倫那樣入世也是一種選擇。在張中行看來都是有趣的。這裏涉及到對儒家傳統的看法，因素是複雜的。張中行對儒家的經典有諸多不滿的地方，比如主奴意識，惟道德化，輕視女人等等。可是在讀書人那裏，大凡有氣質的，溫文爾雅的人，都是閃著儒家意識的光芒的。就連非孔很厲害的胡適，其身上依然是儒家的美德，寬厚、明達、仁愛集於一身。問題是，這樣的美麗的境界是從四書五經裏來的呢，還是從修身與現代學術訓練結合而成的呢？近代的學人的成就，是在很複雜的環境裏出現的，非一兩句話可以說清。不過舊有的儒家意識裏存有好的遺風，那是毋庸置疑的。
馬一浮乃大儒，張中行是小儒。做大儒，就有學術的氣象，通古人脈絡，得天地菁華。小儒呢，則不離油鹽醬醋茶，衣食住行，偶得天機，神遊古今詩文，偷得樂趣，如此而已。不過張中行與馬一浮有相近的地方，喜歡明快、通達，厭惡隱曲險惡的陰風。比如馬一浮說孔子的話是直截了當，明快感人，而老子則不然，“其語多險，流弊遂多，後世陰謀家盡由是啟之”。這種主張自然、通達、平和的思想，也很合張中行之意。他就說，人生的要義，可以用普通的、人性化的語言表達出來，大可不必裝腔作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乃溫和的、美好的情愫。在前輩學人中，此種境界保存得很好，張中行欣賞他們，也是有這樣的原因的。
關於儒學，張中行沒有專門的著作，隻是在一些文章裏散亂地涉獵一些。儒家的基本立場，他覺得是有問題的，但在對人生的態度上，卻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比如孔子的仁愛思想，人皆有不忍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念，都很好。《中庸》所雲：“天命之為性，率性之為道”，乃悟道之言，對他影響至深。他喜歡孟子的民為貴的思想，一直堅信於此，可是又不囿於孟子的觀點，最後還是走到現代人文主義的路上。他說：
如孟子，說“民為貴”，是信民本，可是不反對君主專製，是沒有采用民主的手段。為采用，是因為他想不到民還可以主。他失敗了，理想或幻想破滅。這也有好處，是伴同曆史的無限事實，足以證明，想實現民本，就隻有走民主一條路。
張中行比儒家的民本思想多了現代的民主觀念，是時代進化觀使然。也因此，就比馬一浮那樣的人，多了生民的血肉之感，是小儒的聲音，發自田野，而非書齋。就多了親切、含有熱力的旋律。較之與馬一浮這樣的大儒，張中行在理論上也許簡單，但卻深刻，是蒸騰著小民的苦淚與血氣的，要知道儒的好與壞，優與劣，有時我們就不能讀張氏這類人的書，他與百姓的距離似乎更近的。
可以說，儒家的精神，對他的意義不是天下、君臣層麵的，是個體修身與審美的參照。儒家所講的仁、智、勇，他都讚佩。不過度地偏激和衝動，靠理性支持自己，殊為重要。自己所欣賞的靜謐的生活，就有古人的遺風。中國的儒，曾經有一種疾虛妄的傳統的，可是後來有此意識的人甚少。他的老師周作人所推崇的王充、李贄、俞正燮就是有叛俗的勇氣的人。他自己也是喜歡的。說起儒與他的關係，真是一言難盡。可說是愛恨交加的。在所欣賞的前輩裏，有儒風的人很多，他們美好的一麵就是對人有愛意，懂得彼此的關愛。如果說儒家的好的一麵在這裏，那麼他是較好地繼承了這些的人。朱自清、俞平伯、熊十力，身上都有溫情的一麵，他所以和這些人來往較多，大概也因為有君子之風的。所以，包括他自己在內，是把西洋的個人主義內涵與儒家的某些愛意融化在一體，遠不失舊的血脈，近弗疏離個性傳統，保持了東方式的智與勇。在這裏，他對儒家的看法，與五四那代人是一致的。不過，他也在此表現了溫吞的一麵，一方麵蔑視賢人政治，討厭王道；另一方麵又堅持節製、順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在立身的這個問題上，是個典型的儒，主張從常人出發建立人生信念。他在《順生論?常情》裏說：
記得有一句似雅而實則的罵人的話，是“找個鏡子照照”。其實就是應該找個鏡子照照。最好是用弗洛伊德學派的，一照就照見，自己原來是個常人，有常情，因而就容易順流而下。怎麼辦？破罐子破摔當然不對。應該一，謙遜，因為受欲望的指使，求這求那，求而不得就煩惱，自己正是跟別人一樣，甚至更差；二、警惕，因為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病，就應該時時謹慎，以求不犯病；三、要知其不可而為，對於寡欲與節製，不隻心向往之，還力求接近；四、最好再積極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他把儒家的聖人之道，顛倒成了一個常人之道，以普通人的角度改造了儒家的學說。這是一個位移，較之於魯迅的峻急，顯得有些妥協。溫吞的地方是有的。所以，在一個動蕩的時代，還能欣賞儒風，反其道而為之，那是不得已的選擇。就銳氣而言，比五四那代人，自然是弱的。
3
1967年，在“文革”最激烈和殘酷的日子，張中行卻在默默地讀著莊子。他在一個破舊的筆記本上抄錄了大量的莊子語錄，有的是整篇整篇輯錄的。生命到了五十八歲，還有什麼期盼麼？身邊熟悉的人一個個地逝去。有的自殺，有的被抓，他自己的日子也是越發困難了。在人們普遍高喊萬歲的時候，他想些什麼呢？我讀著他在那殘破的筆記本上寫下的莊子的話，覺得也是一種心靈的遊戲，似乎於此感知到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