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抄寫的《逍遙遊》、《胠篋》等篇目，被認真地整理著，能看出抄寫時的用心。旁邊還有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晏殊的詞等。在中國古代文獻裏，他最喜歡的是莊子的哲學。其間的思想對他的影響是大的。其中那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話，是他後來引用最多的語錄。不過那話題的隱喻，在他眼裏有了現代人的感受，荒謬的一麵也出現了。六十年代人們幾乎沒有書讀了，舊的遺存統統丟去。偷偷讀讀莊子也是其樂無窮的吧？莊子的好，是不被外物所累，於俗事裏解脫自己。這很高明，自己能飛起來，笑看天下俗物。我猜想他在認真抄寫這些文字時，內心是有所輕鬆的。因為知道了人世的可歎，難於跳出人生的大苦，而神遊於莊子這樣的世界，總會有奇異的感受，雖不能說是阿Ｑ精神，也是有聳身一搖的快感的。外苦而內靜，是莊子所賜予的。
在《尊師重道》裏，他說自己最喜歡的中國書是《莊子》，比如說那句“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就讓他參悟了自己的有限。“莊生夢蝴蝶”的寓言就使他了解了主觀幻象的悖謬。在運動中裝癡賣傻的人不受傷害，則正是無用之用的象征。有一次在為學生選編作文的時候，他寫下了這樣的心得：
在莊子看來，文化方麵的一切建製，包括典章製度，知識娛樂等，都是沒有價值的；人的最理想的狀態是拋棄這些，去過安時處順、逍遙自在的生活。他厭棄社會，不相信進步，但又要活，於是設想一種與世無爭而又與萬物混同，平安而可以自我滿足的精神境界。為了證明他的看法合理，他否認世間許多事物，包括一切區別和評價標準，如物我、是非、生死、榮辱等。
張中行雖然不都讚成莊子的一切看法，但那種穿越俗世的氣韻，撥動了他的內心。他對莊子的興趣，來自審美的方麵更多一些。他不禁歎道：莊子的文章“上天下地，引古證今，指東說西，忽此忽彼……那種飛騰出沒的筆勢，像是異想天開而又緊扣題旨，像是費力描畫而又行所無事，讀它，很有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心情”。不過張中行的學莊子，是內省式的，解決了內心的疑問。不像魯迅的喜歡莊子，還帶一點尼采氣，精神是突奔的，幽思更遠一些，攜帶著光與火。張中行把莊子的語錄當成自己解嘲的東西，借此安慰自己的心，在審美中超度自己。魯迅則天馬行空地走來走去，可以和社會的惡魔戰鬥，自己身上流了血也在所不辭。可是小人物的張中行在失去了自由的時候，哪敢去直麵那一切呢？在灰暗的年代，隻是無聲地活著，能有一點精力去讀讀莊子，也已經很是奢侈了。
莊子的思想還有另一麵苦澀的因素，就是人的短暫生命不能都解決無限的問題，即苦於無知。在茫茫人海裏，我們了解的東西甚少。可是我們卻可以在精神的飛翔裏抵達快慰的自由境地。去苦的方式有多種，忘記是一個辦法，那是阿Ｑ的選擇，不好。還有一種，是超越自己的路，用“處乎無響，行乎無方”的大智者的寧靜為之。這後者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一是審美層麵的，一是學理層麵的。王蒙那樣的作家選擇的是審美的形式，文字浩浩蕩蕩，鯤鵬展翅，扶搖直上；啟功是逍遙之遊，在幽默與反諷之中抵達心性的綠地。張中行是在知性的角度吸收莊子的智慧，把他作為自己認識世界的參照。所以既不熱烈，也不詼諧和玩世不恭。你在他的文字裏看到的是悲涼之後的掙紮，在知性的滑動裏一方麵含淚，一方麵尋找溫暖。這溫暖在他是一種夢的閃爍，也是理性的攀援。在無光無熱的年月，莊子式的靈動，溫熱了他的心。
在他所佩服的人中，都有莊子痕跡的，差不多都是高人。魯迅不用說了，僅老友啟功而言，在什麼地方就有灑脫的氣韻。他讀啟功的作品，見其滑稽打油的風采，就想起逍遙遊的意象，傳神之處閃著莊子的光彩。那是大的境界，把俗累統統拋棄了。他自知自己沒有這樣的風趣，可是欣賞這樣的風趣。因為在無趣的地方，竟創造了有趣。微微一笑之間，化偽態為虛無，神聖的什物就被顛覆掉了。他們見麵時的彼此的玩笑，就有不盡的餘味，似乎再續寫著莊子的篇章。散漫，隨便，不被外物所誘，自知什麼是妙處。古代的詩人蘇軾似乎也有這些，出汙泥之中，偏偏有仙氣，是得到通天之眼的。前人在無奈時有許多的逃路，佛家的廟宇是一個，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是一個，阿Ｑ的自欺欺人是一個，但想來想去，佛的逆人生的辦法，不行，因為大苦；陶淵明是為官而後隱的，自己是百姓，也不行；阿Ｑ乃奴才，是讀書人擯棄的人物，也不合適。惟有莊子的逍遙遊是可神遇的，以此而蕩乎人間，幻化無窮，飛翔於世。莊子的哲學近千年來俘虜了許多人。大凡有個性者，多少受益於此。傅山的詩文與繪畫，在什麼地方有逍遙遊的味道；章太炎在氣勢上是有“天運”的氣象的。這些都是審美層次的東西，似乎還沒有進入哲學的層麵。張中行是從哲學入手理解莊子的。在“文革”和後來寂寞的日子，能夠快慰地神遊於文史之間，古人的靈動的遺緒是起到一點作用的。對付左翼文化的方式，不是自由主義，不是儒家學說，在他那裏是一種“知天樂者，無天怨”。即以素樸的方式笑對人間。莊子雲：“無為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樸素的結果，就是純真。素和純，是莊子的基本人生哲學，由此才能使人進入無偽的境界。張中行是自覺和不自覺地帶有這樣的境界的。我看他的書，有時就想起莊子在“刻意”裏所說的那句話：“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故素也者，為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為之真人。”我們看他晚年的文章，是有這類的意象的。
從外表上看，他和那個時代的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也隨人下幹校，去農村，稱頌紅指示。可是他的不同的地方是，外化而內不化。精神的深處是和外人不同的。也就是未始有物也。不被外在的東西所俘虜。他甚至學會了和無聊的存在周旋，卻並不把這些看成神聖的東西。在荒蕪的地方，他漸漸能夠通過自己的內思而造出一個幻影，神遊於古今的詩文之間。外奴而內不奴。而且那時堅決地相信，自己內心的真與美是沒有問題的。這個自我解脫的辦法，從老子和莊子的世界那裏來，舊遺產對他而言，僅此就如同救命的稻草，使自己未能掉到深淵裏去。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也隻能如此吧？
2008年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