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近三十年的散文(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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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倒回到三十年前,我還是一個懵懂的青年。那時眼裏的好文章,現在看來不免文藝腔的盤旋,也曾激動過自己的心,想起來有許多可感念的地方。曆史是人的心緒的組合,以文字的方式存活著。這些文字深淺不一,每個時段都仿佛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留在我們的記憶裏。現在,在與這些記憶相逢時,就感到了不同的靈魂的閃現,好像那個駛去的時代飄然而至了。

漢語言在二十世紀遭遇了不同的命運,從文言到白話,從平民語到文人筆墨,從黨八股到小布爾喬亞之文,它實際已擁有了多種可能。實用主義一直是漢語身上的重負,以致其審美的功能日趨弱化了。六七十年代,漢語的表達是貧困的,文字的許多潛力都喪失掉了。所謂新時期文學,恰是在這個貧困的時期開始的。“四人幫”垮台後,中國重新開始了夢的書寫。那時還是觀念的現代的轉型,個體意識的萌動還是後來的事情。到了八十年代,文化的自覺意識在學界和文壇蔓延,隨筆、雜文的風格也漸趨多樣化。開始的時候,還是文字的合唱,鮮見獨異的聲音。一切還是被觀念化的東西所包裹,後來就漸漸神采四射,有深切的詞語登上舞台。最初引人關注還隻是社會問題層麵的話題,個體生命的呻吟是稀少的,幾年後自省式的短章才不斷湧現。當時的作家沉浸在思想解放的神往裏,全然沒有為藝術而藝術的痕跡。中止“文革”時期的思路,尋找失去年代,不乏狂歡的文字,境界較之先前已有了不同的色彩。

一個八股的時代正在隱去。蠕動的非流行的文字不時出現在各類報刊上。集體話語向個人話語轉變,在此後一直是個時斷時續的主題。五四風尚、明清小品、俄蘇筆意、意識流、現代主義等在人們的筆端流出。世界突然五光十色了,人們知道衝出囚牢的意義。有趣的是,那時候給人們帶來興奮的不是青年,恰是那些久經風雨的老人。

我們可以舉出無數名字來:巴金、冰心、曹禺、錢鍾書、胡風……他們身上明顯帶有舊歲月的痕跡,偶爾能湧出別致的景觀。這些人大多經曆過個人主義精神的沐浴,後來轉向國家敘事,晚年又重歸個體情趣。巴金以講真話的膽量在呼喚魯迅的傳統,冰心在預示著美文的力量,錢鍾書的談吐不乏智者的神姿。那時報刊的文章在起著非同小可的作用,如唐弢、黃裳的寫作把舊有的文人氣吹到了文壇,他們的文字是典型的報人風骨,留有民國文人的趣味,沒有被當代的文風所同化。在他們的書話、隨筆裏,民國的影子是隨處可見的。從曆史場景和國故裏尋找話題,人生的體驗深含在其間。孫犁的文字在晚年越發清峻,以爽目、堅毅、優美的短篇洗刷著曆史的泥垢。孫氏的作品,有田野的清風,沒有雜質,一切都是從心靈裏流出來的。一方麵有作家的敏感,另一方麵則流動著學人式的厚重。他在許多地方模仿魯迅的思路,又自成一家,給世人的影響不可小視。賈平凹、鐵凝等人都從他那裏獲得了啟示。我們從劉紹棠、從維熙等人的作品裏甚至也能呼吸到類似的新風。楊絳的筆鋒是銳利清峻的,她對知識階級的入木三分的透視,乃學識與智慧的交織。那裏有西洋文學的開闊與晚清文人的寧靜,有時帶著寒冷的感覺,有時是徹悟後的閑情,將文字變成智者的攀援。較之那些哭天喊地的文學,她的不為外界所動的神態,消解了世俗的緊張。五四時期是青年的天下,新時期卻是老人盡顯風姿的日子。曆史像開了一個玩笑,文化的曆程如果隻是老人在昭顯一切,那是社會的教育與生態出了問題吧?我們在回望一個民族的再造的時候,不該忘記老人群落的書寫,不是“新青年”在引領藝術的風騷,而是“舊人物”展示了豐沛的土壤,在這個土壤裏,中斷了的五四遺產重新閃現著。

應當說,學問家的寫作在這個時期是風騷俱現。季羨林、金克木、費孝通、馮至都以自己的短章讓世人看到文字的魅力。他們在自己的領域耕耘之餘,放鬆心境地傾訴內心的情感,留下的是別類的心得。述人、談己、閱世,滲透著生命的哲思。不都是哀怨,有時堅毅的目光照著世界,使我們在這樣的文字麵前感到世上還有如此寬闊的情懷,不禁欣慰。王蒙曾呼籲作家的學者化,其實就暗含著對漢語書寫的靈智力的召喚。從胡風事件後,文人的書寫越發失去個體風采,學識與想象力都殘缺不已。一些學貫中西的老人散出了他們的光熱,長久的精神空白,由於他們的存在而不再是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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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人的書寫群落裏,張中行與木心有著特別的意義。他們曾被久久湮沒著,無人問津。可是這些邊緣人的出現,給散文界的震動非同小可。八十年代,張中行的作品問世,一時旋風滾動。到了2006年,木心被從海外介紹過來,引起了讀者的久久打量。

張中行的思想是羅素與莊子等人的嫁接,文章沿襲周作人的風格,漸成新體。他的文字有詩人的傷感,也有史家的無奈,哲人的情思也是深埋其間的。在他的文字裏,古詩文的意象,與現代人文的語境撞擊著,給人沉潛的印象。他在體例上受到周作人的暗示,也自覺沿著周氏的路徑前行。可是有時你能讀到周作人所沒有的哲思,比如愛因斯坦式的詰問,羅素式的自省,這些因素的加入,把當代散文的書寫豐富化了。他的審美意識與人生哲學,有著諸多矛盾的地方。意象是取於莊子、唐詩,思想則是懷疑主義與自由意識的。在他的文本裏,平民的情感與古典哲學的高貴氣質,沒有界限。他的獨語是對無限的惶惑及有限的自覺,文化的道學化在他那裏是絕跡的。也因此,他把周氏兄弟以來的好的傳統,延續了下來。

自從木心被介紹到大陸,讀者與批評界的反映似乎是兩個狀態,前者熱烈,後者平靜。偶有談論的文章,還引起一些爭論。談論的過程,是對流行思維的挑戰的過程。作品的被認可,在過去多是借助了文學之外的力量,或是現實的心理需求。有時乃文學上的複古,明清的所謂回到漢唐,八十年代的回到五四,都是。木心繞過了這一些。既沒有宏大的敘事,也沒有主義的標榜,不拍學人的馬屁,自然也不附和民眾的口味。在晦明之間,進行著另一個選擇。東西方的語彙在一個調色板裏被一體化了。他把痛感消散在對美的雕塑裏,忘我的勞作把黑暗驅走了。這是一個獨異的人,一個走在天地之間的狂士。類似魯迅當年所說的過客,隻不過這個過客,要通達和樂觀得多,且把那麼多美麗的聖物呈現給世人。有多少人欣賞自己並不重要,拓展出別一類的世界才是創造者的使命。

文學本應有另外一個生態,木心告訴了我們這種可能。白話文的時間太短,母語與域外語言的碰撞還有諸多空間。他的耕耘一直與文壇沒有關係,與批評家的興奮點沒有關係。木心說的不是時代的話,卻是我們這個時代沒人能說而需要說的話。文學史家對他的緘默是一個錯位,不在文學史裏卻續寫著文學史,便是他的價值。看看網絡的反應,足可證矣。

漢語在流淌的精神激流裏,才能闖過認知的盲點,穿越意識的極限。一些傑出的畫家如吳冠中、範曾、陳丹青同木心一樣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的。這些畫家偶然的寫作,打破了文壇的格局,使我們瞭望到新奇的存在。散文界的傑作常常出自於非文學界的人,科學家、社會學家和畫家的介入,引入的是新的景觀。楊振寧、李正道都寫一手好的文章,奇異的思維改寫了人的記憶。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漢語的可能,遠未被調換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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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多樣的書寫群落進行詞語的概括是困難的。我曾在一篇文章裏說,當代文學存在著兩個不可忽略的傳統,即魯迅與周作人的傳統。現在這個看法依然沒有改變。其實這來自周作人當年的思路,我不過轉用罷了。三十年代,周作人認為文章存在著“載道”和“言誌”兩個流派。這和明代小品的重新發現大有關係。錢鍾書曾對此表示異議,那是學術之爭,難說誰對誰錯。在我看來,“載道”與“言誌”後來經由魯迅兄弟的穿越,形成了現實性與書齋化的兩種審美路向。至少在八十年代,散文還在魯迅、周作人的兩個傳統裏盤旋,其他風格的作品還沒有形成氣候。魯迅的峻急、冷酷及大愛,對許多作家影響巨大。優秀的作者幾乎都受到過他的思想的輻射。邵燕祥、何滿子、朱正、錢理群、趙園、王得後、林賢治都有魯迅的風骨。這些人普遍有著受難的意識,文字是直麵苦難的緊張和審視自我的痛感。邵燕祥短文有犀利的力量,毫無溫吞平和的虛偽,常常讓人隨之心動,正切合了“無所顧忌、任意而談”的傳統,這也恰恰是魯迅當年所欣賞的。何滿子談曆史與現狀,袒露著胸懷,何曾有偽態的東西?朱正嚴明、牧惠深切、趙園肅殺,是真的人的聲音。對世人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些作家的自我表達,多了批判的筆觸,與其說是指向荒誕的存在,不如說也有無情地冷觀自己。他們在直麵社會難題時,也把自我的無奈和尷尬表現出來。隻是他們中的人對西學了解有限,沒能出現大的格局和氣象,這是與魯迅有別的地方。

周作人的傳統在曆史上被詬病,可是實際是存在這樣的餘脈的。其實沈從文當年就是受到周氏的影響,後來的俞平伯、江紹原走的也是這個路子。八十年代後,周作人的作品重印,他的審美認同者們也被推出水麵。舒蕪、張中行、鍾書和、鄧雲鄉都有學識的風采與筆致的神韻。他們把金剛怒目的一麵引到自然平靜之中,明代文人的靈動與閑適雜於其間。個人主義在中國一直沒有健康的空間,文人的表達也是隱曲與委婉的。以“說出”為目的,而非言“他人之誌”為旨趣的表達,在更年輕的一代如止庵、劉緒源等人那裏得到了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