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彤心雖然有點怪癖，可人緣不錯。我認識他的時候，算起來他也不過二十來歲，可給我的印象已經很老了。他又瘦又高，走起道來左右晃蕩。戴的那副深度近視鏡隻有一條腿，另一條腿用納鞋底的線繩拴著。他從不用藥，哪兒破了或是長癤子長瘡，一律抹牙膏。他從不洗衣服，每過一些日子，就把軍裝脫下來按在煤油裏泡一泡，然後晾幹，說是“這比你們洗的幹淨，不僅不招虱子，什麼菌也不招”。於是他的軍裝胸前、袖口和領邊都閃耀著鐵甲般的光輝，散發著真正“德士古”煤油的氣味。用煤油泡衣服，是他的特權。他是“燈光組長”，管著兩盞煤氣燈和一桶煤油。“燈光組長”是兼職，他的正職是創作組員。他一直在寫，但寫出來的劇本從來沒演出過，遊擊環境中，沒有報刊雜誌可以登載，劇本若不能演，就算白寫了。創作組長是位女同誌，有點母性的慈悲心腸，見別人睡了之後他還守著如豆的油燈，蹲在老百姓鍋台上邊寫；寫出來的作品又一本本的送進鍋台下邊去燒，實在太殘忍。組長就和隊長商量，每逢他寫出新作後，讓他在行軍出發前，或是駐軍閑暇時向全隊朗讀一遍，算作口頭“發表”。他對這種發表方法，極為重視。每次朗讀前都特意洗洗臉，還在他的日本水壺裏灌一壺熱水，每念完一場戲都往嘴裏擠一點牙膏，用水送下去。他相信這能保持嗓音清亮。同誌們也很歡迎他朗讀作品，看成是一場娛樂。他的作品雖然沒法公演，讀起來卻常有驚人之筆。他有回寫了個快板劇，內容是抓特務，說兩個農民自衛隊員刨白薯，忽然從地裏刨出個特務來（我已忘了那特務是怎麼鑽到地下去的了。隻記得他是在地下靠吃白薯過日子）。特務想反抗，兩個自衛隊員就一人一句的唱快板：“我的刀兒閃閃亮，我的槍口放銀光。你要還是不投降，堅決把你斃來槍，斃來槍那個斃來槍，哐來令哐一令哐！”大家問他什麼是“斃來槍”？他說：“白話就是槍斃。”
朱彤心的兼職工作倒是幹得十分出色，兩個汽燈六個紗罩和他形影不離。汽燈和他那“鐵甲”發出的氣味，會熏得同班的人睡不著覺，他因此常常單獨一人住在老鄉的牛棚上層（蘇北有些地方牛棚和豬圈是二層小樓，樓下養豬養牛，樓上放雜物）。隊長叫通訊員小江給他當燈光助手。這小江莽裏莽撞，打氣時碰壞一個紗罩。從此他就再不許小江給燈打氣。有次朱彤心在一出戲裏演個日本太君，正演到太君向漢奸隊長布置機密任務，台上的汽燈忽然冒起了紅火苗。小江心想救場如救火，不顧他的禁令，搬個椅子上台來打氣。“日本太君”一見馬上擺擺手說：“你的不要，開路開路！”他解下洋刀，自己上了椅子，對漢奸隊長說：“你的扶著椅子！”他打完氣，把椅子拉開，掛上洋刀又接著往下演戲。演漢奸的隊員笑得答不上話來，朱彤心卻小聲說：“工作時間，你嚴肅一點好不？”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們住在蘇北一個水網地區的小村裏，半夜突然來了敵人。大家睡得懵裏懵懂爬起來就跑。人們去牛棚上通知朱彤心，那裏隻有汽燈卻沒有人。敵人已進了村子，既不能大聲喊又不能仔細找，隻好抱著汽燈先跑出去。我那年十二歲，本來就跑不動，有個熟識的偵察員又送給我一雙日本軍隊的大皮鞋。那鞋比我的腳要大個一寸多。也許那時就有了崇洋的思想萌芽吧，我穿著它心裏美得不行。組長說了我幾次，我也沒舍得脫下來。這下子糟了。跑起來不光沉得要命，而且帶子總開，一開了就絆腳，跑個三、二十步就停下結一回鞋帶。那地方溝汊多、樹木密，三結兩結，我看不到前邊人的影子了。先還聽得見腳步聲，順腳步聲去追卻總被河溝擋住去路。最後幹脆轉了向，轉來轉去總離不開一條深溝的堤岸邊。我精疲力竭，渾身是汗，隻好順堤岸溜到溝裏去。坐在溝底連歇氣帶辨別方向，順便哭一場。後來有些年，我也想哭過，可怎麼擠眼也掉不出淚來了，才體會到能痛快的哭也是一種享受。
我正在享受哭的樂趣，聽到了腳步聲，趕緊收拾起眼淚，想觀察一下來的是什麼人。就聽劈裏啪啦一陣響，從堤上跌下一個人來。我拔腿就跑，溝裏的冰凍得還不厚，我那皮鞋底子又硬，一踩上去馬上“喀嚓”一聲，就是一個水窪。我連著跑幾步，“喀嚓”“喀嚓”響了幾聲，兩隻腳就全濕透了，冰水紮得我腳生疼。
那跌翻在地的人說話了：“小鄧，你別害怕，我是朱彤心。”
我停住腳，問他：“剛才人們找你，你上哪兒去了？”
他說他鋪床時把稻穗錯當稻草鋪在身下了。那樓板矮，又有縫，底下的牛總伸頭去拽稻穗，還用舌頭舔他的腳。他睡不著，半夜搬到後院草棚裏去睡，所以別人沒找到他。他被尿憋醒，出去撒尿，聽見前街上有人說話，有馬噴鼻，說的不是中國話，知道來了鬼子。他去找汽燈，見汽燈已不在了，這才翻後牆跑了出來。可跑得急，把眼鏡忘在草棚裏了，一路上不是撞在樹上就是跌進溝裏，這已是第三回進溝。他問我隊伍上哪兒去了？我說：“我要知道早就走了，還會在這兒蹲著嗎？”他說：“不要緊，咱先看看情況再行動。瞎跑不行，弄不好反會鑽進敵人窩裏去！”
我倆在溝裏坐了一會兒，天麻花亮了，他說：“需要看看村裏動靜，要是敵人走了，我得回去找眼鏡去。”
這溝的堤岸很高，一個人站起來剛到半腰上。他叫我站到他肩上去看。我因為鞋裏進了水，這時脫下鞋把腳塞在棉帽子裏捂著。這腳一踩上他肩膀，被北風一吹，先就打個寒戰。另外，我心裏多少也有點害怕。既怕他把我摔下來，又怕敵人看見給我一槍，匆忙看了一眼就趕緊說：“看不見什麼，太遠了，”就跳下來了。他不死心又叫我扶著牆，他站在我肩膀上去看。我扶牆站好，他一踩上我的肩膀，就壓得我渾身直晃。我說：“不行，我挺不住。”他就雙手扒住溝沿，兩腳懸空又看了足有一分鍾，這才鬆手跳下來。
我問他看見什麼了？
他說：“他媽的，沒眼鏡我啥也看不見。”
這話剛說完，溝岸上有了沙沙的響聲。朱彤心抓住我的手，注意聽了聽說：“不好，有人向我們接近，快走！”
我拎起皮鞋要走，溝上邊有人說話了：“別跑，跑也來不及了。”
我倆趕緊貼著溝邊臥倒。朱彤心大聲問：“什麼人？不報番號我開槍了！”
溝上的人說：“要是敵人，早把你那架眼鏡的家夥敲掉了！別嚇唬人，我知道你沒槍！”
來的是通訊員小江。
小江是隊長派來聯絡我們的。隊伍已經向海邊轉移了，叫他找到我們後，馬上去海邊一個村子找他們，那裏距離這兒有四十幾裏地。
這小江是個漂亮角色。不論環境多艱苦，他的軍風紀總是整整齊齊，軍裝洗得幹幹淨淨。現在他還是頭緊腳緊，帽子上掛著副戰場上撿來的破風鏡，小背包打得方方正正，二指寬的背包帶把灰軍被分成了九個一般大小的方塊，中間兩個方塊中勒著一雙黑布麵千層底的新鞋。鞋底朝外，為的是放下背包當坐物時，不致髒了被子。
既有了前進目標，就趕緊出發吧。我那雙皮鞋卻已經凍得梆梆硬，跟朱彤心的棉襖一個顏色了。把腳塞進去，就象塞進兩隻罐頭盒裏，又冷又硬，還拖拖拉拉叮叮當當亂響。
朱彤心對小江說：“你把背包上的鞋子解下來，給他穿吧！”
小江把眼睛睜得溜圓說：“咦，講得輕巧，吃根燈草！這雙鞋人家給我三發六五子彈我都沒舍得換呢。”
朱彤心說：“不就是一雙布鞋嗎？再發鞋我還你一雙。”
“布鞋？”小江轉個身把背包扭向一邊，使鞋離朱彤心遠一些，“這是直貢呢麵子！”
朱彤心說：“那你也給他！”
小江說：“你發什麼命令？你又不是我的班長！他走不動我們兩人扶他好了！鞋子不能給！”
他們倆就架著我，拖著我走。走了裏把路，我的腳磨破了，他倆也冒汗了，都想休息一會。
我們靠一個墳頭坐下。朱彤心忽然說：“現在脫離了部隊，單獨行動，我們得有個班長才行。有個班長才算有組織！”
小江說：“隊長不在這裏，誰能任命？”
朱彤心說：“沒人任命我們選一個！”
小江說：“能選自己不能？”
朱彤心說：“當然可以。”
小江說：“那我選我自己當班長！”
朱彤心說：“我也選我自己！”
我說：“我選朱彤心！”
小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噘起了嘴。
朱彤心說：“好，少數服從多數，我當班長了。現在我就下命令，戰士小江，你把背包上的鞋子給小鄧穿！”
小江嘟嘟囔囔地說他軍閥主義，可還是無可奈何地把鞋拉了出來，扔給了我。我把布鞋換上，就把皮鞋丟在地上了。
鞋也穿好了，他們也歇夠了。朱彤心命令繼續前進。小江問我：“大皮鞋你不要了？”
我說：“這一輩子再不穿那敗家貨了！”
他說：“那我撿著它好了！滿好一雙皮鞋，要叫鬼子撿去，白便宜了他！”
這次回去，朱彤心對小江解除了禁令，不僅允許他給汽燈打氣，還教會他點燈，最後竟把燈光組長的重任交給了小江，自己專門從事寫作去了。但他保留了一項權力，每到清除剩油時，他還要去泡一次衣服，條件是演出時他給小江當助手。
那時候，我們那個部隊的文藝工作者還不會說“深入生活”這個詞。大家都管下部隊采訪叫作“搜集材料”。朱彤心頭一次采訪是在“宿北戰役”中到俘虜收容站幫忙。那個收容站在我軍第一線部隊後邊三裏處，隻有兩個保衛幹事看著三百多俘虜，臨時隱蔽；準備天一黑，敵機一回巢就把俘虜押送到後方去。可天黑之前，敵人一支騎兵突圍出水了，衝過我們防線直奔俘虜營而來。俘虜們一見他們的人來了，就立刻群起鼓噪，隨著騎兵逃跑。兩個保衛幹事有槍，一麵還擊一麵後撤，逃了出來。回來就報告說：作家叫敵人抓去了。這事傳到宣傳隊，大家很不安。有人擔心朱彤心會犧牲，也有人怕他失節。隊長和組長大姐甚至為他有兩三天臉色陰鬱，既不說笑也不打撲克。誰知過了半個月，我們正行軍時，忽然看見朱彤心在路旁一塊石頭上坐著，手裏在耍一根唱京戲的馬鞭。大家圍了上去，問長問短。他笑嘻嘻敬個禮，拿出封證明信交給隊長說：“誰帶幹糧了，給我一塊。我在這等你們等了半夜，餓草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