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晚上他大概跟隊長談了很久。第二天早晨眼都腫了。他對我們幾個老同誌說，他要求回來；隊長說現在他在擔任支前的領導工作，不能調他，等渡過江去，安定了再說。他要我們渡江以後經常提醒隊長，叫他別忘了這件事。
他依依不舍地走了，不久我也離開了那個部隊。
一九五五年，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一天曹禺同誌來講“莎士比亞戲劇”，我忽然發現旁聽席位上坐著個人，很象朱彤心。課間休息時，我走過去一問，果然是他。我問他在哪裏工作？他說他到底還是又回到老宣傳隊去了。不過宣傳隊已改為某軍文工團，他已是團級創作員兼副團長。這次請了一年假，專門來當旁聽生的。他早知道我在這兒學習，可因為他一直沒寫出象樣兒的作品，“無顏見江東父老”，沒好意思來找我。
這一年間，我們每逢聽課就見麵，甚至學員開討論會他也來聽。他學得很認真，有些理論課幾乎都背了下來。而且信心十足，說以前搞了多年創作，始終沒明白什麼是文學，這回明白了，回去要大幹一場，“非嚇你們一跳不可！”
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後，到了工地，他也回西南去了。他好久沒有來信，也沒見他有嚇人一跳的作品印出來。一九五七年，倒傳來了“嚇人一跳”的消息，西南來的熟人告訴我：他成了右派。
我問：“他怎麼會成右派？為什麼？”
“說是他從北京回去後，領導要他向本係統的幹部講講學習心得，他在講話中大肆吹捧丁玲、艾青和馮雪峰，極力販賣他們的修正主義黑貨。此外，他多年來念念不忘要當作家，這說明他個人主義的名利思想已發展到了極點，使他變質了。”
這以後我自顧不暇，再也沒打聽他，再也沒想起他。
一九八〇年，我改正了右派問題，去西南采訪。偶然向人一打聽，聽說他正在昆明家中等待分配；處分改正了，黨籍恢複了，可分配不出去，沒單位要他。
“為什麼？”
“他得了癌症，醫院都不給治了，誰調這麼個幹部來專等著開追悼會呢？”
我聽到這消息，專程到昆明去了一趟。他住在一個電影院附近的小木樓上。隻有一間屋子，中間拉個布簾，外邊住他女兒，裏邊住他夫妻二人，東西又多又亂又髒。他身上穿一件舊哢嘰幹部服，胸前、袖口、領邊仍煥發著“鐵甲”般的光輝；人很虛胖，臉色焦黃，眼神卻極活躍，但總是咳嗽。
我不知說什麼好，對坐著呆了半天，還是他先開了話頭。
“你近來寫的小說我都看了，好咧！他媽的我不行了，我得找點別的事做做！”
我說：“你該先養身體！”
他說：“我要是天天總想著肚裏的腫塊，活得太不耐煩。想不想反正它都丟不了，由它去！”
我問他怎麼得的？他說是十幾年來在一個鹽堿地區勞動，喝那兒水喝的。先是腎結石，後來變成了胃癌，再後來肺裏也有了，淋巴也有了。大夫叫他開刀，他見同屋住的三個人，兩個開過刀都死了，就不肯開。不開醫院叫他出院。他說：“出院就出院，現在我找個土醫生治。”
我問他：“見效嗎？”
他說有效，不過要吃點苦。這醫生的土治法是用一種藥敷在他胳膊上，這胳膊敷上就發炎，潰爛，流濃血。胳膊一爛，肚裏就輕快，疼痛也輕了，咳嗽也弱了。這胳膊一收口，肚裏就又鬧騰起來。於是就用藥再敷另一條胳膊。
他說：“我查過古醫書，這辦法古已有之，屬於視由科。”
我裝作極有信心，勸他堅持治下去。他也表示極有信心，說決不向癌症投降。但送我出來時，他哭了，我也哭了。我們都說“再見”，可誰也知道難得再見了。
果然，今年春天開中篇小說評獎會，雲南來了位作家。我問他：“你知道朱彤心的情況嗎？他怎樣了？”
“他死了！前兩三個月死的。我也才聽說。”
我說：“他那病能活這麼多年，夠例外的了。”
那位作家說：“是的，在國外，癌症病人多延長一年生命都是醫學上的成就。他多活了三年呢！”
我把這消息說給一些熟人。熟人都並不感到意外，大家都替他惋惜！說他要從政，可以當個不錯的地方領導；若從軍，至少也是副軍級的指揮員了。可惜鬼迷心竅，要當敗興的作家，不但一事無成，反搭了條命進去。
我把這事說給我愛人聽。她說：“你該寫篇文章紀念他，這人對自己理想的堅定勁，不是平常人能有的。”
臘月二十五晚上，我坐在家裏就構思這篇文章，剛想出個頭緒來，外邊有人敲門。我愛人去開了門，問了兩句什麼，便麵色惶惑地說：“有人找你……”
我問：“誰？”
“他說叫朱彤心！”
“什麼？你聽錯了！”
可朱彤心已經進來了。瘦高的個子，晃晃蕩蕩，一件舊軍大衣不象穿在人身上，倒象掛在衣架上。他的臉又恢複了瘦幹巴樣，卻有了血色，挺大的嗓門說；“你這地方真不好找，我光換汽車換了三次！”
我說：“你這是……”
“我出差來了，來看看你。”說著把一個紙盒放在桌上，“順便帶來點白木耳。”
我問：“你一個人就來出差了？”
他說：“是的，臨時幫忙，來參加個種植白木耳的經驗交流會。”
我問他：“你怎麼種起白木耳來了？”
他說：“這得感謝我的病。前年我的病凶險了一陣，我以為自己活不長了。我想：我的嚇人一跳的作品，費半天力也沒寫出來；眼看剩下這點時間，更沒指望；不如利用這點時間，幹點力所能及，於國於民都有好處的事！我以前在下邊勞動時，摸索著種過白木耳，自信掌握了點訣竅。前兩年，有些熟識的社員進城找我打聽種白木耳的竅門，我就幹脆向組織申請，搬回到鄉下去。效果不錯，不少人家富起來了，群眾說還是共產黨領導好，不光有撥亂反正政策，還有幫助農民勞動致富的共產黨員。這雖對我是過獎了，可我也覺得這兩年確實過得很值得，確是最充分利用了我有限的時間。”
我問：“那麼，你的病呢？”
他說：“還在肚子裏。摸摸還滿硬的，可是既不咳也不疼了，看樣兒又脫過去了！我這輩子也真怪，凡是我要認真去辦的事，多半辦不成；凡我無意去幹，被形勢所迫去幹的事，多半倒都幹得還可以。連病也這樣！那一陣我在昆明，全力以赴去治它，反倒凶險了。我下去後把精力全撂在幫大家種白木耳上，治病是例行公事，它反倒好了！”
我說：“你可以總結一下，這裏或許有點什麼規律性的東西！”
“有的，有的！”他說，“隻是還說不明白。你看，我參加打仗，是敵情逼的，不殺敵人他就殺我，結果仗倒打好了。開辟新區是政治形勢逼的，不開辟根據地我們沒法生存，結果新區就開辟出來了。種白木耳又是逼的，不幹點有實效的事，我這最後幾年要白過，死了無法向馬克思交待，白木耳就種出來了！搞創作呢，總是在時間、條件都充裕的時候幹的，心想寫出篇嚇人一跳的東西，廢寢忘食、百折不撓而又不斷的憂慮顧忌，患得患失，結果什麼也沒寫成！”
我說：“是不是人在生死關頭，形勢所迫，那私字就被擠得很小了，反倒能調動起所有潛在的能動和優勢來，無形中處在最佳競技狀態，效率就高。等到一切條件都充裕了，隱蔽的私字就冒了出來，會被一些主觀願望所蒙蔽，反倒強迫自己選一條最不易發揮自己的優勢的道路走？”
他說：“也許是的，我以前常想，命運對我實在太寬大、太特殊照顧了；幾次死在臨頭，都又轉危為安。可我利用這生命為人民作了點什麼呢？真可笑，做了的事都是我無意要幹的。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放在那種情勢下都會象我那麼幹，而且一定比我幹得更好。這算不上業績，真正的業績得是非凡的、特殊的，所以我總想寫一部能流傳後世的作品，認為那樣才不枉活一生。現在認為，也許我沒這個抱負，安心作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倒好了。那樣總結一生，總會比現在作出的成績多些！”
我說：“看來你現在是絕對不再想寫作的事了！”
他說：“不。我不拿寫作當個什麼非要完成的事業幹了，追求了一生，這點愛好總還不能全丟掉。所以在種白木耳和治病之餘，也還寫一點作為自娛。既不求發表也不求嚇人一跳，隻是信筆寫寫，念給老婆孩子聽聽。聽了大家一笑，一家人，自得其樂。我帶了兩篇回憶咱們共同戰鬥的文章來，你看看可有記憶錯誤的地方？”
他臨走給我留下來厚厚的一疊稿子。晚飯後我拿出來翻閱，沒讀幾行就被它完全吸引住了。這稿子一反他過去作品的常態，不拿架子嚇人，不故意弄奇情警句；用他特有的幽默口吻和帶點嘲弄自己的語氣講述他和我們一群熟人的往事；一下就把我帶回逝去的歲月裏，聽到了一個個普通共產黨員的心聲！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給他打電話，把他從床上拖了起來。我說：“老兄，你一共寫了多少？把其餘的也寄給我看看好不好？”
他說：“怎麼，可以給你提供點創作素材嗎？行，我回去馬上寄給你。若能對你有用，實在是意外的收獲。”
我說：“你寫得好極了，不僅僅對我有用，你這是真正的、難得的好作品！”
在電話裏，他口吃起來了，他說：“你是故意安慰我吧？別這樣，別人對我這麼憐恤可以，你不要也來這個。這叫我難過，叫我想起自己是有不治之症的，你學滑了！”
“老朱，我起誓！”我著急地說，“我以一個黨員的名義起誓，我願拿我半生寫的東西換你這一篇。不換全部，就換我看過的這一篇！老兄，你總是不知道你自己的真正價值在哪裏！”
“真的嗎？我……”
這麼大個人，竟在電話裏抽泣出聲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