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兒子，不一定是名人，因為名人的兒子，要比他人更難成為名人，也是無數事例證明了的。至少從文學領域看，除了法國的大仲馬和小仲馬這對父子外，子承父業，雛鳳清於老鳳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後來居上者，真是難得一見。從遺傳的角度，從基因的角度，從耳濡目染的角度，從沒吃過豬肉見過豬跑的角度，名人的兒子成為名人，是天經地義的。
然而，由於大樹底下好乘涼的緣故，名人的兒子在這棵大樹底下，遮風雨，蔽烈日，摘果實，賞鮮花，熱了有人打扇，冷了有人送暖，餓了飯碗端上，渴了飲料侍候。周圍是豔羨的目光，逢人是恭維的笑臉，從小長大，格外嗬護，快樂王子，無憂無慮。所以，名人的兒子，享現成者多，托蔭庇者多，好依賴者多，等靠要者多。日久天長，快活自在，自然是坐著不如躺著，累著不如歇著，墮性大於進取，惰性高於勤奮了。如此這般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懶貨，要想成為他父親那樣的名人，顯然是很難很難的。
清人趙翼在其《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則《名父之子多敗德》的讀史心得中，舉了很多例子：“房（玄齡）、杜（如晦）為唐一代名臣，而玄齡子（房）遺愛，如晦子（杜）荷，皆以謀反誅。狄仁傑子（狄）景暉，官魏州，以貪暴為民所惡，並毀仁傑生祠。宋璨直聲震天下，而其子（宋）渾等，流蕩無行，為物議所薄。李泌為賢相，而其子（李）繁乃黨於裴延齡（一個絕對的壞蛋）。陽城劾延齡，屬繁書疏稿，繁即默識以告延齡，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墜其家聲，不可解也。”
而清人龔自珍的兒子龔橙，則是最為典型的例子。
由於毛主席在其著作《農村合作化高潮》一書中，引用“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這首七絕，詩人龔自珍的名字便廣為人知。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以他詞中的靈韻，詩中的精魂，文章中的氣度，論者譽他為清文學史的壓軸人物，“定庵之才，數百年所僅有也”（清人沈曾植語），這些評價，並非過甚之詞。
龔自珍同時還是一位思想家，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魏源和林則徐是他最為誌同道合的朋友，當林為欽差大臣到廣州去查禁鴉片的時候，他曾經自告奮勇，要與他同行，為其效力。收在他《定庵文集補編》中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就是為林的禁煙此行出謀劃策，貢獻良多的一封長信。林在給他的複信中，說道：“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於輿中抽繹大作，責難陳義之高非謀識深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對龔的見解，龔的韜略，龔的赤誠，龔的愛國之心，評價是非常高的。
可是，他的一個兒子叫龔橙的，卻是地道的混賬東西，地道的浪蕩無行之人，地道的十惡不赦的賣國賊。嗚呼！“名人之子多敗德。”趙翼的這句名言，這句從全部二十二史得出的結論，大概也是一個普遍的真理了。誰能想到，恐怕龔自珍更想不到，一個如此強烈愛國的名人父親，卻生出這樣一個極端賣國的兒子。看來，名人之子，一是很容易壞下去，二是很容易壞起來，三是一旦壞，必然壞得特別快而且特別加倍的壞。因為越是優裕的外部環境，極可能成為名人之子越是變壞的最佳土壤。在森林裏，越毒的蘑菇，在越是肥沃的泥土中，生長得也越鮮豔，毒性也越大。
據野史《半倫傳》載：“定庵好藏書，富甲江浙，多《四庫》未收本。半倫幼好學，天資絕人，於藏書無所不窺，為學浩博無涯涘。既長，隨定庵入都，兼識滿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與色目人遊，彎弓射馬，居然一胡兒矣。”其實，他的資質，他的才華，他的聰明，他的根柢，可以看得出來，他並不弱於乃父的。
清人孫靜庵筆記《棲霞客野乘》，其中有一則《龔定庵軼事》，提到他的這個不肖之子龔孝祺，即龔橙。說他“喜改定庵文稿，每置定庵木主於案，凡改一句一字，則以竹杖擊木主日‘某句不通，某字不妥，爾為我父，故為改易，不敢欺飾後人也’。”從這一點看，無論是巧作聰明也罷，還是佯狂作秀也罷，說明他確實不愧為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龔定庵的兒子，然而，名人之子，太容易得到想得到的東西，而且也用不著費力氣就得到比期想更多的東西，幹嗎還要上進，發奮，深造，圖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