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到頭,這“頭”字,既是“盡頭”的“頭”,意味著舊的一年的結束;也是“開頭”的“頭”,標誌著新的一年的來臨。因此,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這個除舊布新的日子,便成為全年眾多節日之中最為突出,最受關注,最下力氣,最舍得投入的重頭戲。
中國人不同一般地重視這個年,有其根源。因為我們這個農耕文化的古老民族,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國家。一年的收成豐歉,四季的風調雨順,與天時有很大的關係,惟其仰賴於天,靠天吃飯,所以便特別在意天象,研究天象,久而久之,便有按農事的二十四個節氣的農曆出現。從年初的立春、清明、驚蜇、穀雨,到年底的小寒、大寒又一年,正好符合了春播夏種、秋收冬藏的生產周期。這就是中國人的聰明了,幾千年來,曆法屢換,節氣不變,因其實用性,可靠性,和相當程度的科學性,中國人逐步形成這個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農業生產體係。中國人靠深耕細作的勞動,靠順天應時的經驗,靠勤儉節約的傳統,靠任勞任怨的天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為民族,創造著財富,為國家,積累著資產,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推動著我們民族得以持續不衰的發展和進步。
所以,從春天犁地播種開始,到秋後顆粒歸倉為止,勞動人民的手是空不下來的。際此歲末年初,勞累一年之後,適值天寒地凍的農閑時節,有什麼理由不放下身上的擔子,息一下肩?不丟下手中的鋤頭,喘一口氣?過一個歡歡喜喜的年呢!由此可知,年之成為年,成為全民的盛大節日,成為民族的悠久傳統,成為中國每個家庭的精神依托,是與這塊土地的農耕文化血脈相連通著的。
雖然,辛亥革命後實行西曆,全國解放後改用公元,但是,這個農曆年,卻是重中之重,各節之首,是不能不過的。舊社會,富可敵國者,要大張旗鼓地過這個年,以示其有;窮如楊白勞、白毛女者,哪怕隻有一根紅頭繩,也要過這個年,以示其並非絕對的無。年對中國人來說,太重要了。到了新時代,尤其改革開放以後,接軌世界,眼界大開,國人的襟懷愈益開闊,心胸愈益寬容,各式各樣的洋節,紛至遝來。如今,過聖誕節者有之,過陽曆年者更有之。反正日子好過了,熱鬧是不怕多的;過是過,好像過了也不作數。聖誕節隻能算做一次熱身,陽曆年隻能當做一次彩排,真正的壓軸大戲,還是在農曆年才揭幕演出的,七碗八碟,那才轟轟烈烈。
年年過年,若細細考校過去,就會發現,我們今天過的農曆年,與一千年前,與五百年前,基本上大同小異,幾乎是沒有什麼變化。
宋人王安石的《元日》詩中的年,“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明人文征明的《除夕》詩中的年,“白發婆娑夜不眠,孫曾繞膝更翩躚,已知明旦非今日,不覺殘齡又一年。舊事悲歡燈影裏,春風消息酒杯前,更闌人靜雞聲起,卻對梅花一燦然。”同是明人祝允明的《除夕守歲》詩中的年,“來寅去醜兩無情,我自難眠過五更,堪笑大家終夜守,任君不守也天明。”看來中國人的過年方式,諸如張貼春聯,燃放鞭炮,兒童歡笑,老少開懷;諸如闔家團圓,聚餐舉杯,圍爐夜話,守歲天明;諸如恭賀元旦,喜迎賓朋,走親串友,互相拜年;諸如廠甸廟會,街巷娛樂,唱戲聽曲,遊春陌上;諸如臘八糖蒜,送灶糖瓜,年糕餃子,瓜子花生……還有其他諸如祭祀呀,祈神呀,香火呀,奠拜呀,一套在城市裏不多見,在鄉村裏不乏見的迷信活動,也是過去有過,現在還有,將來也仍會有的曆久不變的過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