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到頭，這“頭”字，既是“盡頭”的“頭”，意味著舊的一年的結束；也是“開頭”的“頭”，標誌著新的一年的來臨。因此，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這個除舊布新的日子，便成為全年眾多節日之中最為突出，最受關注，最下力氣，最舍得投入的重頭戲。
中國人不同一般地重視這個年，有其根源。因為我們這個農耕文化的古老民族，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國家。一年的收成豐歉，四季的風調雨順，與天時有很大的關係，惟其仰賴於天，靠天吃飯，所以便特別在意天象，研究天象，久而久之，便有按農事的二十四個節氣的農曆出現。從年初的立春、清明、驚蜇、穀雨，到年底的小寒、大寒又一年，正好符合了春播夏種、秋收冬藏的生產周期。這就是中國人的聰明了，幾千年來，曆法屢換，節氣不變，因其實用性，可靠性，和相當程度的科學性，中國人逐步形成這個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農業生產體係。中國人靠深耕細作的勞動，靠順天應時的經驗，靠勤儉節約的傳統，靠任勞任怨的天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為民族，創造著財富，為國家，積累著資產，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推動著我們民族得以持續不衰的發展和進步。
所以，從春天犁地播種開始，到秋後顆粒歸倉為止，勞動人民的手是空不下來的。際此歲末年初，勞累一年之後，適值天寒地凍的農閑時節，有什麼理由不放下身上的擔子，息一下肩？不丟下手中的鋤頭，喘一口氣？過一個歡歡喜喜的年呢！由此可知，年之成為年，成為全民的盛大節日，成為民族的悠久傳統，成為中國每個家庭的精神依托，是與這塊土地的農耕文化血脈相連通著的。
雖然，辛亥革命後實行西曆，全國解放後改用公元，但是，這個農曆年，卻是重中之重，各節之首，是不能不過的。舊社會，富可敵國者，要大張旗鼓地過這個年，以示其有；窮如楊白勞、白毛女者，哪怕隻有一根紅頭繩，也要過這個年，以示其並非絕對的無。年對中國人來說，太重要了。到了新時代，尤其改革開放以後，接軌世界，眼界大開，國人的襟懷愈益開闊，心胸愈益寬容，各式各樣的洋節，紛至遝來。如今，過聖誕節者有之，過陽曆年者更有之。反正日子好過了，熱鬧是不怕多的；過是過，好像過了也不作數。聖誕節隻能算做一次熱身，陽曆年隻能當做一次彩排，真正的壓軸大戲，還是在農曆年才揭幕演出的，七碗八碟，那才轟轟烈烈。
年年過年，若細細考校過去，就會發現，我們今天過的農曆年，與一千年前，與五百年前，基本上大同小異，幾乎是沒有什麼變化。
宋人王安石的《元日》詩中的年，“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明人文征明的《除夕》詩中的年，“白發婆娑夜不眠，孫曾繞膝更翩躚，已知明旦非今日，不覺殘齡又一年。舊事悲歡燈影裏，春風消息酒杯前，更闌人靜雞聲起，卻對梅花一燦然。”同是明人祝允明的《除夕守歲》詩中的年，“來寅去醜兩無情，我自難眠過五更，堪笑大家終夜守，任君不守也天明。”看來中國人的過年方式，諸如張貼春聯，燃放鞭炮，兒童歡笑，老少開懷；諸如闔家團圓，聚餐舉杯，圍爐夜話，守歲天明；諸如恭賀元旦，喜迎賓朋，走親串友，互相拜年；諸如廠甸廟會，街巷娛樂，唱戲聽曲，遊春陌上；諸如臘八糖蒜，送灶糖瓜，年糕餃子，瓜子花生……還有其他諸如祭祀呀，祈神呀，香火呀，奠拜呀，一套在城市裏不多見，在鄉村裏不乏見的迷信活動，也是過去有過，現在還有，將來也仍會有的曆久不變的過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