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堅守中又有變化。乾嘉以來，受漢學思潮的影響，一些從事詁經考史的漢學家主持書院，他們在嶽麓研究和傳播漢學，並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因此嶽麓又有了漢學的研究和傳播。雖然它未能取代八股之學和理學的傳習，卻增添了新的內容，反映了清代的學術特色和成就，使嶽麓的學術風尚發生了一定變化。道光時，更有湘水校經堂的設置，它不課時文，專習經史，成為嶽麓的一個組成部分，開辟了漢學的基地。
第三，並不避談科舉時文。每月六課、三課，時見於學規、條約，八股為教學的主要內容之一。但強調文以載道，讓科舉之學不失宋學與漢學的學術精神。如羅典，“雖以製藝名一世，而精神專注則在經”；如丁善慶，其“學詳於治經”，而又“以洛閩正軌陶鑄群弟子”。由此可見，無論是教學與學術，還是論文與治學，嶽麓皆顯現一種中道自持的發展特色，有著大家的風範。
第四，學術呈現流變。由前期的理學昌明到後期的宋學堅守，由漢學的經史考據到經世致用的當下應用，衍生出變革的接引，由此導演出維新時期嶽麓書院、校經書院、時務學堂的新舊、中西學術大爭鳴。
二、以朱張之學為旗幟的理學傳統
嶽麓書院自南宋張栻講學、朱張會講，正式成為湖湘學派的大本營以來，即以張朱之學為旗幟，曆元明而至清代，形成了悠久而深厚的理學傳統。這一傳統自清初興複書院以來，就不斷被強調，被放大，被塑造。
康熙前期的丁思孔時代，地方有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封疆大吏，“於以闡洙泗之微言，發濂洛之奧義”（徐國相《嶽麓書院誌序》，康熙《嶽麓誌》卷首），強調自濂溪而龜山→文定→五峰→南軒、晦庵的“道統相傳”，而趙寧《新修嶽麓書院誌》設有“湖南道統”一目予以說明，中央則有康熙皇帝賜禦書“學達性天”及經史諸書予以褒揚、護持。謹將《湖南道統》文字抄錄如下：
孔孟而後道在濂洛，由宋迄今，紹明絕學者，夫豈限於方隅耶？然天實生周子於楚南，而謂發皇於湘嶽之靈，不誣也。厥後，濂溪之學授於程鄉，程鄉固楚地，而程以是傳之龜山，龜山治瀏，用以教士，湖湘千裏被之。自是胡文定、張南軒先後僑居長沙，胡得楊氏學而以傳其子五峰，南軒因從五峰得論仁親切之旨，而晦庵乃折衷南軒，相與講學於嶽麓者最久。至真西山、魏華甫知潭州，並以周程朱張之業勵士，所謂有鄒魯風，其相承可考也。故明正德間，學使陳鳳梧有《湖南道學淵源錄》。書闕佚不傳。後攸人陳論纂《麓誌》，而以道統派係次於書院之後，說非無本矣。茲詳為補訂列傳，而以有明繼起者續焉。（康熙《嶽麓誌》卷三）
由濂溪周敦頤上接孔孟，下啟二程，經龜山楊時、文定胡安國、五峰胡宏、南軒張栻、晦庵朱熹，最終以朱張之學而成嶽麓道統派係，彰顯的理學傳統，其下則由先儒十一人、山長八人、六君子、遷謫三公、賢執事三人、賢郡守七人的傳記將這一傳統具體化、形象化，言傳意會，讓院中師生印象深刻。再加上春秋大祭、朔望禮拜的長久熏陶、涵濡，嶽麓諸儒遂得以再次完成以朱張之學體現的理學傳統的內化程序，並外化成一種日常讀書、治學、生活的行為準則與習慣。
朱張之學，或稱朱張學統，對內可以強身固本，賡續傳統，凝聚力量，對外則能稱名天下，獲取聲名與榮耀。應該說，雍正年間嶽麓攜城南一起進入大清二十三所省會書院的行列，乾隆年間賜“道南正脈”匾額，欽定其天下理學正宗、正統的地位，無不得益於朱張的蔭庇，此所謂地以人重也：“書院遍域中，獨首嶽麓者，以朱張也”（曠敏本《朱張祠碑記》，同治《嶽麓續誌》卷四）；嶽麓自“南軒、考亭相繼講學，瀟湘有洙泗風，盛名轟宇，由此其選也”（李文炤《恒齋文集》卷一）。
朱張既然使嶽麓增重於當世，則嶽麓師生思其人、讀其書、傳其道自然就成了題中之義，以朱張為特色的理學自然就成了嶽麓書院教學與學術研究的主旋律，並變得神聖而不可改變，甚至不能侵犯。茲以李文炤、王文清兩位山長為例來作說明，他們是康乾兩個不同學術時代的代表人物，具有典型意義。
李文炤在康熙末年主教嶽麓書院，其時的學風仍以理學為主，他在《嶽麓書院同窗年譜序》中說：“是院也，當朱張講學之年，瀟湘之間有洙泗之風。予以淺陋，仰止前賢言行學術，百不逮一，徒自愧歎而已。諸君倘有誌焉，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深造詣極，自是而不已，庶足以為斯院之光乎，勖之哉！予將拭目而觀諸君之新功也已。”（李文炤《恒齋文集》卷一）在《嶽麓書院學規》中，他力主“《四書》為六經精華，乃讀書之本務”，所教以《四書集注》、《四書章句》、《朱子語類》、《太極》、《通書》、《西銘》、《正蒙》為主，盡是理學家著作。不僅如此，在《擇經史子集之書以正學術》中，他甚至對已悄然出現的經史之學提出了嚴苛的批評：認為“效《易》者，為老，為莊，為《太玄》，為《潛虛》，而《易》之真隱矣。效《書》者，為荀、揚諸子，為柳、蘇諸集，而《書》之真隱矣。效《詩》者，為詞賦，為樂府，為聲律，為曲調，而《詩》之真隱矣。
效《三禮》者，為《通典》，為《通考》，而《禮》之真隱矣。效《春秋》三傳者，為記，為書，為誌，為史，而《春秋》之真隱矣。然世之為博聞之學者，方且誇多鬥靡，而不核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誠所謂書肆而已”。在他看來，“聖人之道，寓於六經，乃萬世之法程也。後人不思求其道，而但欲效其文，則言愈多而理愈昧”。也就是說“欲效其文”而“不思求其道”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其實，“鄒魯之學，備於《學》、《庸》、《語》、《孟》；濂洛之學，詳於《通書》、《易傳》、《近思》；而閩中之學載在《集注》、《集傳》者，不可易也。
此外則王之《中說》，邵之《觀物》，薛、胡之讀書、居業，皆可為聖學之助。至若賈、董、韓、李、歐、曾、宋、方、歸、唐諸集，亦多發明大道之言，酌而取之，何適而無得哉？詩賦則當以屈、宋為宗，陶、陳（子昂）、杜、元（結）為式。史則當以《通鑒》為案，《綱目》為斷。其他子集，亦仿《楚辭後語》之例，汰其短而不沒其所長焉，毋徒弊精神而縻歲月也”。總之，為了必得求其道，不能效文滅質、博雜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