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炤強調治經當以周敦頤《通書》、程頤《周易程氏傳》、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近思錄》為準則，讀史則當以《資治通鑒》為案，以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為斷。平實而論，這是站在程朱理學的立場上來評騭經學史的，對漢唐經學的一些論斷是較為主觀的，其對錯與否尚可評說，但他固守程朱理學為正統的觀念清晰明了，立場堅定，這在清初的湖南是較有代表性的。
李文炤是一個“理學真儒”，“力肩斯道，惟恐濂洛關閩之說不傳於世，而六經之微言奧旨從此而湮，是以每讀一書必思闡明一書之義”（見秦薰陶《二王異同辨》），著述甚豐，號為理學名家，有關情況，將做專門論述，此不贅言。
王文清乾隆十三年（1748）、二十九年兩任嶽麓山長九年。其時經史考據之學大興，學風丕變，王文清本人也以“鋤經”見長，號為經學家，其家鄉銅瓦橋曾被陳宏謀巡撫題為“經學之鄉”，所訂學規、讀書法無不顯示其追求學術真諦，實事求是的漢學精神，所著四十餘種，尤以《考古源流》六百二十八卷，征引富，考核精，人稱“囊括淵博，洵為宇宙大觀”，為其詁經考史的代表作。就是這樣一位頗具成就的經學家，他對嶽麓的理學傳統仍然尊敬有加，以致民國學者稱其“於乾隆漢學昌盛之時，篤宗朱子”（秦薰陶《二王異同辨》）。而考其原因，則與其少年時“極好讀朱子《綱目》”有關，論其表現，則具見於在嶽麓刊印《朱子性理吟》、《宋理學先儒考略》二書。
《宋理學先儒考略》一卷，王文清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月上旬序刊。人稱此書實際上是“將朱張二公行事彙為一軼而刊布之，其有功書院，嘉惠來學者又甚夥矣”（馮開之《嶽麓書院記》，載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譜》）。此書雖現已不存，但王文清《宋理學先儒考略引言》尤在，茲移錄如下：
予久居林下，甲申、乙酉間，奉當事題聘主席嶽麓書院，今六年矣。憶院中舊有朱張祠及其講堂，當時東南人才薈萃於此，鹹謂吾楚濂溪道脈綿衍複起，有洙泗風。予戊申年鐸此，猶及見其遺宇。今二十餘年，而廟宇盡摧，故址幾不可識，徘徊久之，竊欲修複之而力未逮也。因裒集二公生平略節，合成一編，以誌景仰之忱。而院中舊又有程子四箴亭，因上溯道脈淵源，自周子、兩程子、張子、邵子，並纂其大略，彙為一集。蓋以心誌朱張者，並誌諸先儒，聊心酬數年中修祠之願，亦以記今茲尚未能修之愆。其事征之史傳，其辭則取函史增節之，終以文公之五讚，名曰《宋理學先儒考略》，編成以示及門諸友，無不踴躍請受梓焉。嗚呼，吾道如日中天，諸大儒功在萬世矣，佩服勿諼者，豈獨嶽麓肄業中人乎哉！時乾隆己醜歲孟冬上浣，嶽麓掌教後學生王文清題於書院之半學齋。（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譜》）
由此可知，此書之編緣起於院中朱張祠的興廢，“裒集”朱張二人的生平事跡，既“誌景仰之忱”，更在意賡續發揚朱張這一長久的傳統。而追溯“吾楚濂溪道脈”之“綿衍”，又不得不涉及北宋理學名儒二程、張載、邵雍，更何況院中自明代就有四箴亭奉祀二程，因此擴而充之，由朱張而追述北宋理學五子，以《考略》而構建宋代理學道統譜係。其一，由王山長修祠之願而生編書傳道之舉。其二，此書之刻，目的明確，主要是為了在“嶽麓肄業中人”傳播理學先儒“如日中天”之道，弘揚其萬世之功，並且期待由院中而及院外，大倡其道於湖湘。其三，從王文清“嶽麓掌教後學生”之自稱，至“編成以示及門諸友，無不踴躍請受梓焉”的記錄，都反映出理學在當年的嶽麓書院是備受崇敬且廣受歡迎的，《宋理學先儒考略》實際就是一本特色鮮明的“校本教材”，是在漢學的大環境下保持宋學傳統的有力證據。
《朱子性理吟》一卷，王文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月十五日序刊於嶽麓書院半學齋。其《引言》稱：
昔有談杜工部之詩者，朱子笑曰：子美隻說了一生閑話耳。
是詩非朱子所重，故其為教也，先德行，次經史，而詩詞則或偶及之，初不以切摩學者。獨其自著《性理吟》四十九首，則字斟句酌，以全副精神為之，煉經書之津液，抽聖賢之樞紐，抉古今學問之關鑰。童子習之，則可以解經義，涉群書，而不迷所往；成人貫之，則然夜之行燭，可以證己見之是非，辨歸宗之疑似，誠為學之階梯，抑亦斯文之桴筏孔。文清曩聞其書，苦索其本而不得。癸亥冬，因從事律呂之役，忽於館中何約齋先生處得之，比即手錄而珍奉之。今直主教嶽麓，兒輩請梓之以公同學，以廣微言，庶考亭吃緊之長吟不致等諸閑話，而為羽翼斯道之一助雲。時乾隆己醜孟冬月望日，嶽麓院長王文清題於半學齋。（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譜》）
《朱子性理吟》更是一本推廣理學而又講究斯文理法的教材，與《考略》配套發行，時間相差僅幾天。雖然原書無存，但朱子詩作具見其文集，人皆可以評價。從王文清之“字斟句酌”、“全副精神”、“津液”、“樞紐”、“關鑰”、“證是非、辨疑似”、“為學之階梯”、“斯文之桴筏孔”等言詞中，我們可以確知他是將其奉為珍寶的。而之所以寶貴的原因，可以緩解對朱子輕詩的質疑，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讓童子、成人“解經義，涉群書，而不迷所往”。有如此見解，《朱子性理吟》又豈止是“考亭吃緊之長吟”？將其視作照亮經史考據之路的明燈或許也不為過。
王文清曾有詩雲：“晦翁性理舊行吟，一讀遺書一整襟。薄暮已難添盡漏，殘陽猶及補分陰。窮通隻合安天命，理義由來悅我心。山頂六朝鬆不死，哦哦還和古時音。”（王文清《乙酉重主嶽麓書院講席，初到示同學諸子十五首》，載《鋤經續草》卷二）由此可知，王文清對朱子的崇敬是發自內心的，哪怕以漢學名家，亦不改其主張。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鋤經”而崇朱子的行為，即漢學、宋學並舉的行為，既是王文清的學術特色，也屢見於其後任羅典、袁名曜、歐陽厚均等多位山長，因而可以大而視之為清代嶽麓書院的學術傳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