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節 開啟湖湘學風丕變的羅典(2 / 3)

“陶泳天趣”還體現在嶽麓書院八景的營造。乾隆四十八年(1783),羅典主院兩年,辟院旁隙地為園池,加卉木點飾,而成嶽麓八景:柳塘煙曉、桃塢烘霞、桐蔭別徑、風荷晚香、曲澗鳴泉、碧沼觀魚、花墩坐月、竹林冬翠。營造“八景”是有其獨到考慮的,羅典《癸卯同門齒錄序》說:“窪則瀦水栽荷,稍高及堆阜種竹,取其行根多而繼增不息也。其陂池岸旁近濕,插柳或木芙蓉,取其易生也。山身舊多鬆,餘山右足斜平,可十數畝,築為圃,增植桃李,取其易實也。是外蒔雜卉成行作叢生,如紫薇,號百日紅、山踟躕,每一歲花再見,取其發榮齊而照爛靡已也。凡餘幸得與諸君子共周旋,此物此誌,即將憑以自明,力不逮而心逮之。”由此可知,讓生徒到大自然中去接受美的熏陶,是育才造士之良法。所謂種竹栽荷,“取其行根多而繼增不息也”;插柳或木芙蓉,“取其易生也”;增植桃李,“取其易實也”;移植紫薇、山躑躅,“取其發榮齊而照爛靡已也”。這種隨事指點,寓教於遊息山水情趣之中的教育,能使生徒依其天趣、才智自由發展,不拘一途,充分發揮各人的創造力。

在“陶泳天趣”的同時,羅典要求學生“堅定德性”,雖然每個人素質不同,成才的道路不同,但是對於是非、價值的判斷必須要有道德標準。當學生向他詢問“禮有犯無隱之義”,即對上級是否應該敢於無所隱諱地直言正諫時,羅典強調“毋自欺”的重要性,認為古人“有其善而陳,為其難而責”,是“感格之實”,即發自肺腑,觸境生情。如果隱藏自己的感情,那就屬於“自欺”了。然而,如果沒有“感格之實”,就算“折檻引裾”,表現得再強烈,也是自欺欺人。

當被詢問到“貪官”的問題時,羅典首先說明做官不能貪圖利益財富,這是為官的基本要求。對於為官貪圖清名、愛惜節操的情況進行了肯定,但是一定要懷著坦蕩的心胸,“察察為明,皎皎為潔,煦煦為仁”。這與佛家否定對所有事物的貪戀是相反的,也是羅典本人一生為官的自我要求和真實寫照。最後,羅典批評了兩種情況,一種是“假托聖賢以誤世”的好名之徒,一種是對所有事物都不貪圖和追求,隻是“恬淡寡營”的人,對於國計民生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以上兩個例子說明,羅典不但在正式的教學中傳授儒家的倫理道德理論,而且與學生相處時隨時隨地都會強調德性的重要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羅典會以自己的為人處世,來給學生示範如何成為一個有道德、有原則的士大夫。

乾隆四十九年(1784),“性靈派”詩人袁枚(字子才,錢塘人,乾隆己未科進士)由秦芝軒陪同到嶽麓山,特地到書院拜訪羅典。出人意料的是,羅典卻將這個由廣東遠道而來的大才子拒之門外。並且在袁枚走後,鄭重其事地吩咐院役和生童,將袁枚在書院停留過的地方用水認真衝洗,務必不留痕跡。這是羅典對袁枚恃才放誕、品行不端的不認同,體現了他的道德標準。同時,起到了對門生的示範和警戒作用。

嘉慶三年(1798)湖南鄉試時,考生傅晉賢串通書吏作弊,將嶽麓考生彭莪的卷子改換成了自己的名字,於是得中鄉試第一。羅典作為彭莪的老師,對這件事進行了徹底追查。事情被揭發後,有人以萬金賄賂彭莪,希望能隱瞞這件考場作弊案件。羅典卻堅持要將此事申報朝廷,結果監臨鄉試的湖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薑晟“奉旨著革職留任”,“自監臨以下皆得咎”,牽連了許多官員。事後,羅典總是以這件事警戒他的學生,舉業中不能徇私舞弊,敗壞德性。這也很好地詮釋了他的“不自欺”原則,這種官場的腐敗使得他義憤填膺,揭發弊案隻是他對內心原則的堅持。

在培育人才、選拔人才上,羅典認為不能單純以文章的好壞來裁定,而要看其是否有堅定的德性。早在四川督學期間,羅典就提出了“非專衡文,當以育才為本”的教育主張。“每按試,先集諸生講學,聽者悚動。試畢,複進而規誨之”,務使士子必須明白德性為本、文章為末的道理,做到知行合一、文行一致。因此,生童們都很信服他,認為他嚴而可親。

教學中,羅典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教學子堅定德性之外,還要“明習時務”。這一點,既是受到經世致用、“通曉時務物理”的傳統影響,也有懲於當時書院多為科舉附庸,學子終日窮於無用之舉業的客觀事實。因而其“門下發名成業者數百人”,如從遊羅典達二十四年之久,學識博洽的胡光北;“足當大任”,“稱為經世才”的嚴如熤;“生平誌行過人,屢掌文衡,得人稱盛”的狀元彭浚;以《弟子箴言》鳴世的探花胡達源;熱心教育的歐陽厚均兄弟等等,舉不勝舉。陶澍、賀長齡則為其中之佼佼者。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山長,在這樣的耳濡目染,切磋琢磨之下,嶽麓門人成人成才者極多。“三十年來,大湖以南,人才輩出,登甲第,內外蒙擢用,暨孝廉明經以行品才猷文學著名者數百人。門牆之盛,為從來所未有!”

三、管見新異的治經特色

羅典是一個學有所成的經學家,主要著作包括《凝園讀易管見》十卷、《凝園讀詩管見》十四卷、《凝園讀書管見》十卷、《凝園讀春秋管見》十四卷、《羅鴻臚集》二卷、《九江考》、《廣養生說》等。

《凝園讀易管見》成於北京任職期間,以其所居寓所名為“凝園”,故名曰“凝園讀易管見”。主講嶽麓後,繼續研究漢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嘉慶三年(1798)、九年,先後完成《讀詩管見》十四卷、《讀書管見》十卷、《讀春秋管見》十四卷等著作,形成係列,皆冠以“凝園”之名。在這些治經的著作中,采用漢代經學家那種“字批而句疏”的訓詁詮釋之法,但並非在漢代經學家後麵亦步亦趨,而是有所創新。如人們評價他的《讀詩管見》,於“字句詮釋,能補充毛(亨)鄭(玄)之略,唯論喜新異,傳者怪焉”(光緒《湘潭縣誌》卷八《列傳》)。

嶽麓教學與學術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獨立,因而率性、生動、活潑,充滿生機。羅典也是在教學活動中從事漢學研究的,並把他的治經成果傳授給學生,人們稱他“主講嶽麓,唯以治經論文,啟誘後進,覃思幽微,多有心得”(光緒《湘潭縣誌》卷八《列傳》),可見他治漢學是和教學密切結合的。雖然他曾以製藝之文名於一時,並在主教嶽麓時,也很重視學生的時文傳習,但他並沒有完全把學生束縛於製舉之業,而又注意給予學生傳授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教學內容。“則名山講論,即謂為老儒臣之鼓吹休明,讚助醲化”,誠為“培英育才”之功。這是羅典的學生嚴如熤在《鴻臚寺少卿羅慎齋先生傳》中,對老師教學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