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羅典的治經特色與經學成就，嚴如熤也有一個說法：“先生雖以製藝名一世，而精神專注則在經，字批而句疏之，既皆有確切注腳，則通之一章，又通之全篇全經。有所窒，則廢寢食，夜以繼日，必得其融貫而後安。注《易》始京寓之凝園，名曰《管見》，壬寅《詩管見》成，戊午《今文尚書管見》成，《春秋管見》成於甲子，年八十六矣。
攝心誌，觀義理，加以閱世之深，洞徹於天人之微，事物之變，周情孔思，立說時出新義，要其精者實闡古人不傳之秘。”（《湖南文征》第3327頁）由此可見，羅典注釋經典首先逐字逐句注釋，然後采取章、篇、全經的順序進行研究，最後達到融會貫通的地步，是一種自下而上、由點及麵的研究方法。並且由於羅典的思想高度和社會經驗，使得他常常可以“闡古人不傳之秘”，形成自己獨到的觀點。考諸史實，此論可謂中肯，漢宋兼采，由義理而考史詁經，洞徹天人，正是嶽麓長久的學術傳統。
四、屈子祠的文化意義
羅典主講嶽麓，對書院建設貢獻良多，據《嶽麓續誌》記載：他“歲脩所入，除給饔餮外，悉以增葺書院。”現存很多建築，如愛晚亭、吹香亭、風雩亭、赫曦台、屈子祠、拜廳等，皆始出其手。其中嘉慶元年（1796）董建完工的屈子祠，將嶽麓學統由朱張而上溯到楚漢北宋，對湖南士氣、學風影響甚深。
屈原為楚國大臣，因主張改革被流放沅湘，以報國無門，乃自沉汨羅江殉國。及至漢文帝時，洛陽人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作賦以吊，感歎“逢時不祥”，司馬遷以其際遇相類，作《屈賈列傳》於《史記》。自此，湖南就有屈賈之鄉的說法，屈賈之祠遍布沅湘。但具體到省城長沙，則清代嘉慶以前還沒有屈原專祠，屈子木主僅附於城內賈太傅祠中，這與湖南屈賈之鄉的稱謂顯然不相稱。
嘉慶元年（1796），長沙知府張翽倡建屈子祠，以其左為賈太傅祠，附濂溪木主，分祀屈原、賈誼、周敦頤，將嶽麓學統由朱張而上溯到楚漢北宋。工程由院長羅典董理，經始於冬季，明年六月告成。張自記其緣由，學政範鏊作《屈子祠祭田記》以紀其置田經久之計。同時建李中丞祠居屈子祠之右，祀有功於南北分闈的巡撫李發甲，代表書院追求科舉的趨向。
湖南作為“屈子《離騷》故地”，省城書院創建專祠奉祀，得到了巡撫、學政以及藩臬監司諸大僚的讚許與支持，如巡撫薑晟就“深嘉此舉有合古人向於教化，興於行誼之意，而又為之經其久遠”，倡導下屬官僚捐資，共得一千金，購買田地，作為屈子祠祭田，以為“將來修補計及香火之資”（《嶽麓書院誌》第641頁）。據《嶽麓書院續誌》卷一《廟祀》、《田額》記載，屈子祠祭田有十石，在瓦店鋪，契約存長沙府署，糧載善化縣七都麓字二區，議定佃規銀一百兩，“歲收租壹百石，國租雜稅有差，招僧主持香火，並為每歲修補之計”，這是典型的專款專用。
僧人主持祠中香火，歲修經費皆有著落，正常情況下，這些就足以保證祠宇的正常運作。
嶽麓書院創建屈子祠的文化意涵，其核心是倡導忠諍愛國的優良傳統，並將其上溯於楚國與西漢，使其根深而祈葉茂。嶽麓書院倡導愛國主義傳統，由來已久，其明顯標誌是南宋乾道年間，張栻築道鄉台紀念北宋諍臣鄒浩，朱熹題額，以示“仰止之思”。鄒浩字誌完，自號道鄉居士，宋晉陵人。嚐從程頤講學，以道學行誼稱於世。北宋哲宗時任“右正言”，直諫而“以言事落職”。徽宗即位後，又起用為“中書舍人”，因與蔡京不合，引起蔡的忌恨。後蔡京當政，於崇寧二年（1103）將其貶為衡州通判。途經長沙，潭州知州溫益，趨炎附勢，不僅不以禮相待，反下逐客令，鄒隻得冒雨渡江投宿於嶽麓山。山僧列炬相迎，士人則擬請講學，其冷暖大別。溫益得知此訊，害怕蔡京怪罪，丟了烏紗帽，竟令人帶兵連夜出城，強逼鄒浩登船“淩風絕江而去”。這樣的忠諍之士，這樣的權奸之臣，這樣的附勢小人，皆是教育生徒的絕妙教材。非常明顯，張栻朱熹之築台，非徒“示仰止之思”以為紀念，其深意則在“發人感憤”，塑造諸生高尚人格。
明代因沿朱張之意，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由道鄉先生十八世孫湖南學道鄒誌隆等“構宇三楹，中設一木主，神有依也；左橫列道鄉台碑，舊可仍也；右橫列道鄉台記碑，事足征也”，又置田四百畝，令僧人本空收租住持，以奉祀事。這是正式以祭祀形式倡導正氣，教育諸生的開始。此後，由台而祠，道鄉香火曆數百年而不滅，既寄托後人敬仰之思，更標示著嶽麓倡導忠諍愛國的優良傳統。
與鄒道鄉其事相若，其誌趣相類，而又都曾涉足嶽麓者，尚有明代王守仁、鄒元標二位，他們都曾被樹為教育諸生，磨礪品行的榜樣，如清康熙年間趙寧《新修嶽麓書院誌》卷三《列傳》中，就有《遷謫三公傳》，並載三人事跡，於其學問道德再三致意，而尤重其“忠直震於天下”之舉。
由此可見，當年的書院建設者們對於固有的教育資源作了充分的利用。但也非常明顯，是否涉足嶽麓是能否進入書院祠宇的一個重要參數，也就是說先賢存神過化之“地”是指嶽麓書院這一特定之“地”，範圍很小，再怎麼樣，溯源而上隻能到北宋為止，這不能不嚴重影響教育資源的開發。屈子祠的創建，打破了這種限製，它緣出於“湖南為屈子《離騷》故地”的認同，由嶽麓而及湖南，其視野和胸襟已然開闊，曆史的根基也更加久遠和深入，其意義不僅僅在於增加了新的教育資源，也不僅僅在於書院自我提升，自覺擔當起全省文化建設的責任，而在於它最終確立起了以屈賈為代表的忠諍愛國思想在湖湘文化中的源頭地位。從此，在嶽麓書院這一湖南最高學術與教育中心的神殿，就成為一種區域性文化的象征，而具有更為廣泛的代表性，此則正是羅典董建屈子祠文化貢獻，也是張翽“從此，衡山湘水雖婦孺漁樵，亦搴香草，思美人矣，豈獨執經髦士有所觀感而興起”之說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