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二十二年（1817）重陽日，袁名曜重修文廟，院生零陵何龍光獨力捐修文昌閣、禦書樓，三項工程完竣，因作《重修嶽麓書院文昌閣記》以紀其成。十二月，以眼疾辭職，結束嶽麓書院六年教學生涯。離職之前，還曾代湖南巡撫巴哈布起草《為嶽麓書院奏請禦書賜額並禦製詩文折》，稱嶽麓書院肄業生歲有二三百人不等，請嘉慶皇帝仿康乾故事，禦書匾額以昭示學業準繩，並懇頒禦製詩文藏於禦書樓以裨院中師生研習。
以上各項事功，以事類分，可以歸納為創建廟堂祠閣，規整祭祀事業；修建船渡亭台，規劃交通；置備田畝，保障經濟；撰寫記文，隨事教導諸生；請賜禦書，收藏書籍；應試備考，捷勝科場等等名目，其中有科場捷勝、祭祀事業、藏書事業三點值得特別稱道。
第一，科場捷勝。袁名曜本是科場高手，又經翰林院熏陶，且遍行天下，才氣縱橫，遂以文章鳴世。當年嚴正基求學嶽麓，首先就是想“以製藝請益”，因而其所主持之嶽麓大捷科場，就是題中之義了。以嘉慶二十一年（1816）丙子科鄉試為例，湖南錄取舉人六十二名，嶽麓生徒中式者十人，占總數的16．13％，比例很高，可為大勝。科場大捷，提高了嶽麓的知名度，慕名求學者不絕於途，因此而有院額一百三十八人，實際“肄業生歲有二三百人不等”的記錄。
第二，祭祀事業。袁名曜創建濂溪祠，修複文廟、文昌閣、六君子堂，置備文昌閣的祭田，規整嶽麓祭祀事業，說明他深諳祭祀的文化意蘊及其教育功效。嘉慶二十一年，值丙子鄉試之年，袁名曜“倡議遵依定製”，以每歲仲春初三日為文昌特祀之日，以祈文運昌隆，置祭田五十畝，以作專祀費用。自作《嶽麓書院文昌祭田碑記》，以紀其事。
第三，藏書事業。清代嶽麓藏書事業的第二個階段曆嘉慶、道光兩朝（1796—1850），其特點是衰而複興，詳議條款，建立完善的製度保障。先是，嘉慶十七年（1812）袁名曜任山長，“敬詢書籍，早為螙蟫傷蝕，鮮有存者”。麵臨這種情況，袁名曜在其六年任期（1812—1817）之內，采取補救措施。首先是“設法修補”“年久朽損”的“樓中書籍”（袁名曜《代湖南巴撫軍為嶽麓書院奏請禦書賜額並禦製詩文折》，載《湖南文征》第1250頁），防止收藏繼續損壞、散佚。其次是宣傳動員諸生捐資。有零陵諸生何龍光個人出資八百緡修葺文昌閣、禦書樓，袁名曜為之作記，大加表彰，且“請於當事”，“重購書籍，以複舊觀”。
嘉慶二十三年（1818），歐陽厚均應巴哈布巡撫之聘出任嶽麓山長，“適值零陵貢生何龍光重修禦書樓落成”，很快就藏書管理與建設提出自己的看法，繼袁山長之緒終將衰落的藏書事業複興起來。此是後話，略而不言。
三、濂溪祠與嘉道時期的漢宋之爭
嘉慶年間，嶽麓書院的祭祀事業快速發展，前後興建新的祠宇十二處。嘉慶六年，湖南按察使秦瀛以屈子祠土人呼作屈公祠，祠名不雅，改題門額為三閭大夫廟。又以周敦頤未到嶽麓，刓削其立於賈太傅祠中之木主，改題為漢太史司馬遷，嶽麓特祠周子之典遂廢。
但此舉引起湖湘之士不滿，到十七年夏，袁名曜山長率院生平江黃修諒、宜章吳楚翱、臨湘廖大錦、漵浦嚴正基捐資創建濂溪祠，首開嶽麓書院專祀宋儒周敦頤的記錄，也由此拉開了湘學發展史上漢宋之爭的序幕。
理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是道州人，南宋以來，凡言湖湘學統者概莫能外濂溪先生，宋代真德秀《潭州勸學文》如此，明代陳鳳梧《湖南道學淵源錄》如此，萬曆《嶽麓誌》有“道統圖”與“聖學統宗”二目推演其說，濂溪周先生自然都被尊為道學湖南一派的始祖。
至清代，康熙年間重建嶽麓書院的一代官紳，更是不忘援引濂溪而彰湖湘學術之勢。康熙《嶽麓誌》更有“湖南道統”一目，強調嶽麓朱張正學源自周子濂溪，其下先儒列傳載宋周敦頤、楊時、胡安國、胡宏、張栻、朱熹、真德秀、魏了翁、李燔、明張元忭、王喬齡等十一人傳記，實即以此落實湖南道統之流演圖譜，意在“開道化”，續正學，以彰湖湘學派之盛大。而康熙、乾隆二帝賜“學達性天”、“道南正脈”二匾，濂溪更被欽定為嶽麓書院的固有學術資本之一，成為繞不過的話題。但令人奇怪的是，以“濂溪”稱名的書院、祠堂凡數十見於湖南各地，嶽麓書院卻長久以來沒有創建濂溪祠的動議。嘉慶年間，有好事者附濂溪木主於賈太傅祠，此為嶽麓祭祀周敦頤之始，但引發不小的學術爭議。建賈太傅祠從祀周敦頤，其核心是學術傳統，隱含漢宋矛盾，其趨向是排斥漢學，崇尚宋學，由朱張而上溯於濂溪，最終確立湖南學術道統。而刓削周敦頤木主，改題為漢太史司馬遷，廢除嶽麓特祠周子之典，伸張的是漢學的主題，標誌著漢學對宋學的強烈排斥。嘉慶年間，漢宋矛盾對立程度之深，於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