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厚均是清代嶽麓書院最著名的山長之一。年輕時，曾遊學嶽麓書院，師從慎齋先生羅典三年。辭官後，繼承老師衣缽，掌教嶽麓書院二十七年，弟子著錄三千餘人，發名成業者數百。人多以“廿七年講席宏開，群沐蘇湖之化；三千士教思廣被，人領濂洛之遺”、“麓山主講，資化育者廿七年；槐市談經，沐甄陶者三千士”、“惟楚有材，三千士連鑣競秀；於斯為盛，廿七年霽月光風”等等聯語加以讚頌（《歐陽厚均集·易鑒卷賢錄》）。其弟子雲南按察使李元度也說：“國朝耆宿主講席最久者，推羅慎齋夫子，而坦齋夫子繼之，各二十有七年，湘人士無不宗仰兩先生”（《歐陽厚均集·有方遊草序》）。於是，高揚經世致用、通曉時務物理的傳統，長期以德性、氣節、經濟、文章立教，經史實用之學風行三湘四水，最終成就晚清湖南學術一大偉業，將湘學發展推至一個新的高峰。
一、生平與著述
歐陽厚均（1766—1846），字福田，號坦齋，湖南安仁縣人。其先以耕讀為業，世代書香。乾隆五十一年（1786）應童試，以第一名成績考中秀才。五十四年，負笈嶽麓書院，師從羅典三年。五十九年，中式十四名舉人，候選內閣中書。此後，科場不利，三應會試不第，直到嘉慶四年（1799），會試中式第七名貢士，殿試三甲九十四名進士，時年三十三歲。
歐陽厚均步入仕途，長期在戶部任職，曆任農曹主事、貴州司主事、廣西司員外郎、陝西司郎中，勤慎供職，“如勷漕政、籌軍務、司銅運、裕榷稅諸務，一皆仰體損上益下之意。至請漕加耗、屯加津、歲定采買額數，悉駁其議。其以蘇民困、紓丁力、恤弁員，請者鹹韙之。而於通部事案，督催綦嚴，胥吏莫敢稽誤。在戶部十有五載，曆任大司農倚如右臂”。嘉慶十九年（1814），京察一等，升浙江道監察禦史，相繼上《請禁傳教結會以靖地方折》、《請查上年教匪滋擾地方殉節男婦折》、《請禁長隨胥役訐告本官及匿名揭告本官加等問擬並百姓告官屬員揭參上司應申明舊例折》，被刊入則例，通行天下。“不婞婞抨彈以為直，其所敷奏，必審其緩急，動合機宜”（《歐陽厚均集·易鑒卷賢錄》），堪稱良吏。這年十月，告假省親。旋“以母老歸養”辭官，結束其十六年官宦生涯，是年四十八歲。
嘉慶二十年（1815）開始，歐陽厚均在家讀書、養親、課孫。期間，於二十一年“稟奉慈命，許賦遠遊”，與族弟鬥山同行，南遊廣東，曆時三月有餘。一路遊名山勝景，訪好友名士，成詩多首，編成詩集《粵東遊草》。詩中還特別提到了鴉片的危害，《澳門土》一詩寫道：“人誰不惡死，而乃自速之。旁觀驚若鬼，彼昏曾不知。複有同嗜者，臭味無差池。結氣號為友，邪僻罔不為。此物來海表，不翼焉能飛。重洋隔門戶，關市嚴征譏。胡為至中夏，令我生猜疑。”（《歐陽厚均集·粵東遊草》）這表明，歐陽厚均不但看到鴉片對人身體的損害，還看到了官僚借吸食鴉片，表麵上聯而為友，實際上卻互通聲氣，結黨營私，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懷疑外國人遠隔重洋將鴉片輸入中國的不良動機，可謂卓識，而二十多年以後的禁煙運動和鴉片戰爭，更顯其遠見。
嘉慶二十三年（1818）春，應湖南巡撫巴哈布之聘，歐陽厚均接替袁名曜出任嶽麓書院山長，時距其始入嶽麓遊於羅典門下剛好三十年。任期亦如其師為二十七年，門下弟子著錄者三千餘人，多以節義功名顯，門牆更盛。因其“訓誨不倦”、“著有成效”，前後獲準諭旨議敘四次，禮部記錄八次。皇帝如此恩澤，朝廷這般表彰，實屬罕見，“士林榮之”，歐陽厚均也因此而稱名於天下。
道光二十四年（1844）冬，歐陽厚均以年近耋耄，辭去嶽麓書院山長職務，結束其二十七年主講生涯。歸家未及兩年病逝，享年八十歲。
著作有《易鑒》三十八卷，《坦齋文集》三十四卷。今存《有方遊草》二卷、《來諗堂詩草》二卷、《粵東遊草》一卷、《望雲書屋文集》二卷；《嶽麓山長傳》四卷；《居遊聞見錄》等。編纂《嶽麓詩文鈔》五十七卷；《安仁縣誌》十四卷。近日有《歐陽厚均集》、《嶽麓詩文鈔》二書，收入《湖湘文庫》，可資讀者參考。
二、書香庭院：建院、藏書與刻書
嶽麓書院是湖湘文化的大本營，是湘學的策源地，其發展建設曆來受到山長的重視，歐陽厚均掌教二十七年，考其主要成就，可以概括為書香庭院、造士三千、轉移學風等幾個方麵。本節謹將書香庭院的事跡分述如下：
首先，捐束脩，化私為公，全麵整修書院院舍，創造好的讀書、學習環境。據《嶽麓續誌》卷二載，歐陽厚均“主院事凡二十七年，先後捐千餘金，創修廟宇，表章諸賢”，共計繕複古跡十八處，完成建築工程二十三項，“且募捐各祭祀暨朱張渡渡船經費，以垂久遠”。對嶽麓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其時，院宇鼎新、亭台琳琅、樓閣煥然，到處洋溢著勃勃生機，又藏書、刻書，到處飄溢著濃濃書香。
第二，聚集圖書，製訂圖書管理製度，中興藏書事業，創造好的讀書、治學條件。嘉慶二十三年（1818），歐陽厚均出任嶽麓山長，“適值零陵貢生何龍光重修禦書樓落成”，很快就藏書管理與建設提出自己的看法，繼袁名曜之緒終將衰落的藏書事業複興起來。約略而言，有三事值得紀述。
其一，嘉慶二十四年（1819），歐陽山長發動院中肄業諸生“合詞呈懇奏請禦書匾額及欽定各書，以惠士林”。此舉實承袁名曜代巴哈布巡撫奏請禦書匾額與禦製詩文之餘意，主要目的還是想利用皇帝的特殊威望，借康雍乾恩賜舊例“作其奮發之氣”。此事已經巡撫李堯棟“批準”，“以該生誌切觀文，情殷向道，自當繕折具奏。乃自夏徂秋，折稿未就，適值遏密之時，爰繳道庫發節省餘款，購書萬有餘卷藏之”。也就是說，雖然禦賜之書因故終未請得，但李巡撫“檄道庫”發公帑五百兩白銀，一次性購置圖書萬餘卷，最終實現了嘉惠士林的目的，一舉中興嶽麓藏書之業。衰而複興，振奮人心，李堯棟因作《嶽麓書院藏書記》，以紀其盛。
其二，編製《嶽麓書院新置官書總目錄》，著錄經史子集四部圖書，“分貯肆櫥，共叁百叁拾函，計叁百捌拾柒部，叁千貳百柒拾壹本，統計壹萬零伍拾肆卷”。
其三，率領嶽麓諸生呈請巡撫、會同署布政使敦良、鹽法長寶道胡一起詳議《嶽麓書院捐書詳議條款》，內容包括購求宜廣、收發宜清、交代宜嚴、藏貯宜謹、看守宜嚴等五條，從製度上保障“新置官書”不再散佚，永惠士林。反映了嶽麓師生以及官紳士民的共同智慧，顯示出很高的管理水平，圖書管理從此走上正規化的道路。
第三，總結辦學經驗教訓，編輯刊刻有關嶽麓書院的曆史文獻與檔案資料，意在為嶽麓的持續發展積聚力量。考其事跡，主要體現在輯刊《嶽麓書院同門齒譜》初、續兩集，《嶽麓書院課藝》一至四集，《嶽麓山長傳》、《嶽麓詩文鈔》等。《齒譜》“萃英雋於名山，聯異姓於一帖”；《課藝》則“示及門而公同好”，“亦欲以管見所及而與當世文人學士質證”，反映當年書院生徒、課程及學術水平諸情況；《山長傳》則是對嶽麓幾百年辦學曆史與經驗的總結。可惜這些文獻大都散佚難尋，現存完整的隻有《詩文鈔》一書，以及《齒譜》殘本。
三、造士三千與教育思想
清代中期，受戰爭破壞、日久生弊等因素影響，全國書院出現諸多弊端，時有日就廢弛、有名無實之譏。朝廷在嘉慶、道光年間曾屢詔整改，試圖重振其勢，但終歸收效甚微，整體已呈病態。而此時的湖南書院卻以主持得人而顯剛健盛大之勢，成為風範士林的典型，深得國人期許。如馮桂芬說：“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為最，餘所見湖南之嶽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禮賓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皋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馮桂芬《重儒官議》，見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陳次亮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