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同治之際，中興將相，什九湖湘，聞嶽麓書院山長某公，自道光建元，即以氣節、經濟、文章立教，瑰瑋奇傑之士鹹出門牆。”（陳次亮《書院》，見求是齋《皇朝經世文五集》卷五）。凡此可見，嶽麓、城南兩書院已成全國書院楷模，成為人們振興教育的希望。
以上馮桂芬、陳次亮所稱體尊望重的嶽麓書院山長就是歐陽厚均。嘉慶道光之際，他長期主講嶽麓，一堂之上，彬彬雅雅，雍容進退，“瑰瑋奇傑之士鹹出門牆”。此所謂二十七年造士三千餘人，發名成業者數百，成就了歐陽厚均一生最大的事業。
嶽麓書院門牆之盛，體現在招生名額成倍擴大、科舉所占比重很大兩個方麵。道光五年（1825），歐陽厚均稱“今歲為賢能大比之秋，又例舉行拔萃科，諸生乘時圖進取，擔簦來就學者至三百六十有奇，濟濟訚訚，稱極盛焉……名下士貢舉四十有九人。”而按照常規，嶽麓書院每年招生一百三十八人，兩相比較，可謂成倍增加。該年湖南全省取舉人正榜四十七人，副榜十一人，恩賜二人，恩賜副榜一人；取拔貢生八十二人，優貢生二人，總計貢舉一百四十五人，嶽麓占全省總數的33．7％強。十五年，歐陽厚均七十大壽時稱：“今科南北鄉闈，同門獲雋共二十有八人。”本年恩科，全省取舉人正榜六十一人，恩賜一人，副榜九人，總計舉人七十一人，嶽麓占全省總數的39．4％。《誥授朝議大夫晉贈通奉大夫浙江道監察禦史坦齋歐陽公鄉賢錄》也稱：“每值鄉試、會試，院中之士得雋者十六七，而乙酉、丁酉明經兩榜，且得十八九矣。”他自己在《續刻嶽麓書院同門齒譜序》中更說：“餘自嘉慶戊寅膺聘主麓山講席蓋二十年於茲矣。前後從遊者以數千計，其捷南宮、登賢書、貢成均者，指不勝屈。內而選瀛館，列仙曹，入直樞廷，出操衡鑒者，比肩而結綬，外而鹿夾鳧飛舄，秉師儒之鐸，佐郡邑之符者，接踵而彈冠。”真可謂人才濟濟，而其中名列中興將相係列的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李元度以及雲貴總督羅繞典、安徽巡撫江忠源、直隸布政使唐訓方等等，皆其影響之大者。
歐陽厚均之所以能夠造士三千，成名數百，與他繼承老師羅典衣缽，發揚嶽麓書院的優良傳統有關。他自己曾說：“受當事之聘，抗顏為弟子師，幸得步吾夫子（指羅典）後塵。凡今日之所以教，皆昔日之所以學，亦步亦趨，罔敢逾越。”（《嶽麓書院同門齒譜》）此即高揚經世致用、通曉時務物理的傳統，長期以德性、氣節、經濟、文章立教，“殷殷訓迪，罔敢倦怠，以蘄培植人材，為有體有用之學，出為名臣，處為名儒，固不徒在區區文藝之末也。即以文論，亦先資拜獻之端，必稟經酌雅，取法先民，夫豈苟為炳炳烺烺而已哉！”（《嶽麓課藝三集序》）這種“與諸生文行交勉，道藝兼資，相期出為良臣，處為良士”的教育，意在諸生“爭自砥礪，敦品力學”（《續刻嶽麓書院同門齒譜序》）。但實際上，所謂“今日之所以教，皆昔日之所以學”的“亦步亦趨”，隻是一種繼承衣缽的謙稱，在發揚光大的同時，他建章立製，很有自己的特色。
除前述刻書、藏書，以便肄業諸生博覽之外，還有很多舉措。如將前任山長歐陽正煥手書“整齊嚴肅”四字及朱熹所書“忠孝廉節”製碑，嵌於講堂及軒廊兩側，訓勉諸生。如“與當道厘定各生課銀課米、獎賞銀兩及新中舉人花紅銀兩，務使惠歸實際”，而且“不收諸生贄儀”，減免學生負擔。又如“興立堂課，鹹為批閱，循循善誘”等等，舉不勝舉。
正是在這樣長期的教育實踐中，他不斷總結，在教學方法、教學理念、教學內容等方麵多有創新，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茲舉其大者，分述兩點如下。
第一，文行交勉、道藝兼資的教育理念。歐陽厚均在《續刻嶽麓書院同門齒譜序》中提出了“與諸生文行交勉，道藝兼資”的教育理念。
該教育理念承接南宋張栻提出的“以傳道而濟斯民也”的思想，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師生之間互相砥礪，在德行修養和學習上互相參照，共同進步，以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為了把這種教育理念落到實處，歐陽厚均十分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和踐履，以表率諸生。歐陽厚均與學生一起刻苦攻讀，於掌教之餘手不釋卷，其弟子周玉麒曾言“玉麒弱冠從遊，日見吾師手握一編，丹鉛不廢，無間寒暑”，“足見吾師既耄猶勤，深惜函丈”（《歐陽厚均集·易鑒序》），老師的勤奮對學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又如他在《集禊寄興》詩中言：“此懷無躁無妄，與世不激不隨”，“靜觀無不自得，清興亦與人同”，“每日一觴自足，此外萬事不知”。他希望自己的學生也要像自己無躁無妄，不激不隨，清心寡欲，讀書求學。每得好的文章“擊節欣賞”，“講藝論文，有奇共賞，有疑共析”（《嶽麓課藝初集序》），好的方麵大家互相借鑒，有疑問互相探討，讀書所得互相分享，以求共同進步。他認為隻有如此問道求學，才能“一堂之上，彬彬雅雅，每雍容進退，未嚐不顧而樂樂也”。在他“自維馬齒日增”之時，尚與諸生“聊藉友朋之講習，以消遲暮之居”，他與諸生以友朋相稱，互相切磋討論看成是可“消遲暮之居”的人生樂事。他的這種主張，無疑是對當時“師道尊嚴”、“唯師為是”，學生隻能亦步亦趨，不敢稍有質疑傳統羅網的衝擊。二是文與行、道與藝要並行不悖，不可偏廢其一。自八股文興，士子們昧於製藝時文，埋首於記誦坊間刊刻之八股文章，於經史之書束之高閣，於治國理民之道更是一竅不通。
針對此種情況，歐陽厚均提出了“文行交勉，道藝兼資”的主張，要求學生把文章寫作與行為踐履結合起來，把對大道的探索與學習治國理民之術結合起來，而不能有所偏廢。他在《嶽麓書院課藝序》中說：“培植人才，為有體有用之學”，“固不徒在區區文藝之末也”。以道為體，以藝為用，體用結合，道藝結合，是對宋代以來傳統教育中重體輕用，重道輕藝理念的極大衝擊。他認為隻有文、行、道、藝全麵發展，才能“出為名臣，處為名儒”，“在朝協寅恭之道，在野講親睦之風”，而良臣、良士“皆足為式於邦家，增光於吾黨”（《續刻嶽麓書院同門齒譜序》）。
第二，“於培育之中，寓鼓勵之念”。歐陽厚均在教育過程中很注重對學生進行正麵的鼓勵。在舊的教育傳統中，多用體罰的方法。他認為此種方法不注重學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培養，收不到良好的教學成果，因此提出了“於培育之中，寓鼓勵之念”的主張，通過鼓勵，樹立學生的上進心，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他曾作著名的《擬勵誌詩示嶽麓肄業諸生》九首，以鼓勵學生勵誌成材。
這九首詩中滿含著對門下弟子的鼓勵之意，第一、二首鼓勵學子珍惜光陰，不舍晝夜，努力學習。第三、四、五首則敦促學子立大誌，讀聖賢之書，保持人本性之善良，處處自警，處處慎獨，不可懈怠。最後四首則鼓勵學子要持之以恒，堅持不懈，哪怕是天資不高，也可取得成功。該組詩是歐陽厚均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撰寫的，後由他的得意弟子兵部郎中陳岱霖嵌刻於講堂，與王文清《嶽麓書院學規》、《讀經六法》、《讀史六法》、《學箴九首》交相輝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