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窮經致用與轉移學風
歐陽厚均學識淵博，“於經無所不通”，而其“窮經致用”的最大成果是《易鑒》一書。其弟子周玉麒說：“自漢宋以迄近代，注《易》者無慮數百家。惟楊誠齋《易傳》就治道之興替得失，見易理之悔吝吉凶，可與史傳相表裏。吾師擇其精粹而簡明者彙為是書，名之曰《易鑒》。
間亦特攄己見，闡前人未盡之蘊，啟後學無窮之悟，使讀《易》者怵然於餘慶餘殃之戒，真如鑒之在室，拂拭生明，其裨益世道人心，良非淺鮮”（《易鑒序一》）。其孫歐陽世洵也說：“公於經無所不通……晚年尤耽於《易》，玩索不置，嚐謂易理無所不包，但天地之道高遠難言，不若反求進取。爰萃諸家之說，耑擇其以人事詁《易》，而足以觀感勸懲者，彙為一編，間亦附以己意，名曰《易鑒》。蓋鑒古即以鑒今，顯示窮經致用之旨，實隱寓轉移世道之機，於人心風俗補救，豈淺鮮哉”（《易鑒序二》）。由此可知，“顯示窮經致用之旨”，“隱寓轉移世道之機”，是歐陽厚均治學的一大特色。正是在這種原則指導下，他由窮經致用的老傳統，既開啟了“轉移世道之機”，更推動了湖南學術的流變與學風的轉移。
在上一節，借由嶽麓書院濂溪祠的論爭，我們看到歐陽厚均對湘學道統的堅守，是為捍衛湘學的正統。但對湖南按察使秦瀛的激烈批評，並不代表他全然漠視、反對業已蓬勃興起的詁經考史之風。恰恰相反，憑借在嶽麓書院創建湘水校經堂這一壯舉，他成功實現經世致用、通曉時務物理等優良傳統的“隱寓轉移”，使得湖南學風丕變，開啟了湘學繁榮的新局麵，也拉開了湘學變革的序幕。需要說明的是，為了完整呈現湘學變化的這一過程，我們的敘事將由湘水校經堂延續到校經書院。
應該說，“經世致用”是嶽麓自宋代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到清代，為了應對科舉之害，它又有新的發揚與光大。乾嘉之世，山長王文清就將“通曉時務物理”列入學規；羅典則以“堅定德性，明習時務”訓士；曾與歐洲人過從，通其占驗之術並三角切線之法的袁名曜，先器識後文藝，學重中西，又以楚材斯盛激勵院中諸生。道光以降，“窮經致用”的山長歐陽厚均更是“以氣節、經濟、文章立教”。這是經世致用的活化，它以去科舉化為目標，以研究經史實學，通經致用為特點，是為湘學發展的新起點，也為嶽麓書院乃至湖南全省書院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道光十一年（1831），吳榮光任湖南巡撫。他是漢學大師阮元的弟子，崇尚樸學，不滿當時書院溺於科舉之學的現狀，乃仿其師學海堂之製，聘請嶽麓、城南兩個省會書院的山長歐陽厚均、賀熙齡山長主持，分經義、治事、詞章三科試士。開始時，場所不定，效果不是很好。到道光十三年（1833）春，歐陽厚均創建湘水校經堂於嶽麓書院齋西隙地，終於解決了場所問題。湘水校經堂堂額由吳榮光題寫，至今仍懸堂門之上。歐陽山長與吳巡撫為同年進士，交情三十餘年，學術旨趣相投，湘水校經堂是他們的共同事業。
湘水校經堂創建之後，吳榮光利用政暇之時，渡江到嶽麓課試論文，校經堂事實上就成了嶽麓書院內研習、課試漢學的一個地方，它作為湖南第一個專門研習漢學的教育機構，對湖南學術風尚的變化、漢學的發達起了很好的作用。湖南巡撫李明墀稱：“其時多士景從，鹹知講求實學，人才輩出，稱為極盛。”（見《皇清掌故彙編》內篇卷四十一《為興複校經堂另設一書院》）
鹹豐二年（1852），太平軍攻長沙，嶽麓書院毀於戰火，湘水校經也是堂廢課停。十一年，山東進士毛鴻賓出任湖南巡撫，乃“重興是課，黃南坡觀察為集貲，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課，自是湘人士稍稍向學矣”。
同治八年（1869），湖南巡撫劉崑主持的書院重建工程完工，當時的《工竣報銷詳》內有“湘水校經堂及嵌碑房屋，俱徹底新建”的記錄，且堂中牆壁嵌有《膏火告示碑》，似有重課經史的跡象。是否如此，尚待考證，但湘水校經重新進入院中師生的視野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光緒五年（1879），湖南學政朱逌然慨然以培才勵學為己任，“乃議興複，修頓起廢，別營學舍”，將校經堂遷至省城天心閣下原城南書院舊址，“明布條教，慎簡高材，剖演奧藝，月試所能”。從嶽麓書院遷出的湘水校經堂，規製有些變化，名稱改為校經書院，正式設有山長，下轄經、史、文、藝四學長及提調、監院各一人，定額招本省及商籍生徒二十四名肄業其中。對此事，著名學者黃以周在《論書院》中曾經論及，其稱：“今之書院，弊已積重，習亦難返。為之經營勝地、構造新館，選績學之士，講論其中，若阮文達之課士，其最善也。然文達於浙曰詁經精舍，於粵曰學海堂，皆不曰書院，非有見其命名不典與？吾友朱肯夫視學湖南，欲跡文達之所為，有人來告以事。餘謂之曰：‘其名取吾浙之精舍，其規則取學海堂，請以斯語達肯夫。’後肯夫顏之曰‘校經堂’，一取諸文達之治粵雲。”校經首任山長成孺，刊《校經堂學議》，以經濟之學訓士，要諸生“寢饋於‘四書’、‘六經’，探治平之本，然後遍讀經世之書，以研究乎農桑、錢幣、倉儲、漕運、鹽課、榷酤、水利、屯墾、兵法、馬政之屬，以征諸實用”，“一時造就人材”，“號稱最盛”。當時強調：“書院以校經為名，所貴顧而思義。疏證異文，援引古義，務期實得而止，不可徒以想當然語了事。”倡導“以經解經，最為得之。至於先儒之說，無論為漢為宋，其合於經者取之，不合於經者去之。此事自是以明道、講學為本，一切門戶之見慎不可存。入主出奴，彼此攻擊，攻擊不已，流為黨禍，切宜戒之”。
校經書院由湖南學政主導。作為晚清新型省會書院，它得到了剛從英法歸來的我國第一任外交公使郭嵩燾的支持，成為湖南近代教育的試驗田。朱逌然之後，曆任學政皆能踵其規矩，課以學識，勸養教導，多有成就。如浙江會稽人陶方琦光緒八年（1882）刊《湘水校經堂官書目錄》，著錄院藏圖書三萬四千餘卷，製定《官書收發章程》十五條規範借閱。山東濰縣人狀元曹鴻勳，以“實事求是，窮經致用”訓士，“端詞章於倉雅”，“納義理於訓詁”，在十一年刊《校經堂初集》四卷，呈現諸生經義、詞章、訓詁、理學四類優秀課藝。又如江蘇太倉人陸寶忠，光緒十四年離任之際選刊院生優秀課藝為《校經堂二集》九卷。他們的不懈努力將校經書院建設成了可與嶽麓、城南、求忠等三大省會書院媲美的名副其實的通省士子肄業之所。
非常明顯，由阮元至吳榮光、歐陽厚均，再到朱逌然、陶方琦、曹鴻勳、陸寶忠以及成孺等，從湘水校經堂至校經書院，在光大學海堂經史之學的傳統時，又開拓出了“經濟之學”、“窮經致用”的新天地。等到光緒十六年（1890），在“通經致用”旗幟下，引入新學、西學，其教學內容開始了質的變化，改革躍上新的台階，校經書院也成了湖南書院改革的引擎，此是後話，略而不論。
綜上所述，評價校經堂的功用，有新舊兩點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麵，“若校經書院，實湖南漢學之大會也”。它源出嶽麓，是一個由經史到經世的致用舊傳統。另一方麵，又如遊學英國的楊昌濟所言，“校經教法與倫敦大學文科無異”。由此可見，古老的書院其實也可以與新學、西學接軌，曆久彌新，開出無限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