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寧《新修嶽麓書院誌》輯錄吳道行《嶽麓書院誌》原文十六篇，另有吳道行所作《禹碑辨》、《嶽麓賦》等兩篇，從而保存了吳本崇禎舊誌的不少資料，使我們得以對於吳誌有所了解。《新修嶽麓書院誌》卷二“山水”、“古跡”，入載吳誌《嶽麓山水總記》、《風雩山圖說》、《禹碑山圖說》等七篇，卷三“書院”、“三書院說略”載《書院沿革》、《聖廟圖說》、《城南書院說略》等九篇。
明末湖南著名地方史誌學者周聖楷，為吳道行所修《嶽麓書院誌》欣然作序，對其學行及其《書院誌》做出了高度評價：
見可先生博雅名通，嫻於史學。少負其身價，諸子，一不獲效用於世，而即以其勝情高韻，立乎文章山水之間，郡監司以下，造廬而請者匪朝夕矣。一旦慨然念麓山有誌，非山誌也，郡之形勝係焉；非郡誌也，楚之文憲存焉。於是考其源流，芟其冗複，繪之以圖，暢之以論。俾覽誌者如身在禹碑藏室間，不羨臥遊也；俾登麓者如身在七十二峰之頂，不費宿春也。庶幾劈巨靈之仙掌，現阿之佛國者歟。
吳道行所纂修的地方誌著作，唯一保存至今的為崇禎《長沙府誌》。該誌為崇禎年間的長沙知府雷起龍主修，吳道行纂修。始於崇禎十一年（1638），次年成書付梓。長沙之有府誌，始於元代大德年間鄧桂賢所修，名曰《長沙路誌》。此誌早已失傳。至明代，又有永樂年間纂修的《長沙府誌》。嘉靖初年，知府孫存發起續修，但未能成書。
十年（1531），新任知府潘鎰受孫存之托繼修，並請同朝進士張治協修。
十二年（1633），《長沙府誌》付梓成書，計六卷十二紀（門）。此誌至今尚存。萬曆十八年（1590），知府吳道行參閱永樂、嘉靖兩誌，再修《長沙府誌》，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開雕成書。
崇禎十一年，雷起龍以“感邑乘之久遠，傷廢絕之荒落”，遂“馳檄諸邑”，並請吳道行出而重修《長沙府誌》。吳道行乃“稽傳牒，捃子史，旁參老，更逸求事”；並在嘉靖、萬曆兩部《長沙府誌》的基礎上，“糾訛剔舛，增損是非”，短短一年時間，即“三易稿而就編”（崇禎《長沙府誌·新修長沙府誌繇》），於次年八月刊刻成書。
崇禎《長沙府誌》已為府誌之第五修，全書共十卷，序目一卷，分為沿革、星野、地理、風俗、封建、連帥監司、郡職官、邑職官、衛職官、選舉、宦跡、人物、賦役、物產、建置、衛治、儒學、書院、正祀、兵防、古跡、祥異、方外、雜紀、公移、藝文、禹碑、李邕碑，共二十八門六十二目。與現存的嘉靖誌比較，門類由十二增加到二十八，體例更為整齊，內容更為全麵；又增設了書院和公移、禹碑、李邕碑等數門，原職官一門分為郡、邑、衛三門，也更為細致和合理了。又，嘉靖舊誌中“監司”與“郡司”兩門同列，新誌將“郡司”分出，改為郡職官一門單列。這一門類的結構，與萬曆年間吳道行所修《善化縣誌》比較，大多相似而有所發展，隻是由於府誌範圍更寬，增加了七門。
在內容上，今誌紀事止於成書的崇禎十二年底，較舊誌更為完整和豐富，並增加了許多舊誌未能記載的內容。如舊誌防範之要扼不書，人物世代品行不核，今誌悉為改正。田賦門一條鞭法，舊誌萬曆《長沙府誌》略不載，今誌則備載之，並依明代《湖廣賦役全書》分縣詳注各項編派。對於當時藩租、王田溢額，亦能據事直書，如在賦役王田項載長沙吉王所占膳田、額田，總數多達二十七萬餘畝，幾遍長沙府屬各州縣，真實地反映了明代藩王兼並土地民田與殘酷剝削之一斑。祥異門記載崇禎四年至十二年長沙地區五次大小地震，及崇禎年間瀏陽、湘鄉、湘潭、醴陵各縣農民起義之實況，有裨於長沙地震史和農民鬥爭史研究考證。
更為難得的是，崇禎《長沙府誌》之卷八新設的“公移”一門，為以往地方誌書所未曾設置。該門收入長沙府及所轄諸州縣公文，或長沙府上行監司的報告，或監司道府的批文，或下轄州縣的呈文，或長沙府及下轄州縣之公諭，計二十四篇，均為十分珍貴的檔案文獻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導語說：“夫公移何以誌也？誌載一方典故，不妨博采旁稽，矧關政事人民之大者乎。是敢成案具在，即遠與近、行與未行，輯而著之，總以信法守而備經製也。”可知該門所輯，均為有關長沙社會政治、經濟重要事務的文件。如《長沙府申除代派錢糧文案略》，係萬曆二十年長沙知府吳道行回複守巡道，關於造報所屬錢糧數目的文件。反映了明朝末年因朝廷加派錢糧，以致人民與地方政府不堪承受的情況。《分轄地方公移碑》，為萬曆四十年長沙府關於長沙、善化兩縣與吉王府、長沙軍衛，分別管轄長沙城內所屬地方的公文。揭示了有明一代吉王府在長沙城內占地廣闊、生活窮奢極欲，以及藩王政治對於社會政治、經濟與人民生活的嚴重影響。又，萬曆四十一年（1613）善化知縣唐源《開河通商議詳紀略》、四十四年（1616）善化縣《興革議詳紀略》二件，是善化縣於明朝末年開浚長沙南湖港，以利通商，以及革除陋規，以蘇民困二案的原始記載。
雷起龍、吳道行纂修《長沙府誌》之時，已是明王朝統治風雨如晦、搖搖欲墜，行將崩潰的最後幾年。應該說編纂者已經看到了這個王朝正在走向沒落。可貴的是，吳道行作為明王朝的殉道者，沒有對此曲意地加以掩飾，而是秉筆直書，揭露當時國家統治的腐敗和黑暗，展示了明王朝末日的種種景象。他在《新修長沙府誌繇》一文中就指出：
蓋今天下視長沙為化國，而科賦重厚，物產磽瘠。按圖者采饒便之虛名，編派日以增，民力日以促，下多積逋，上苦征輸。而又泰寧日久，閑暇自然，卒然饑饉有聞，寇醜狎至，備禦莫支，躊張為患。
在卷五“賦役”門導語和按語中，吳道行又進一步記述了其時民生的疾苦：
國資於民，民植於土。長沙土瘠民貧，乃賦糧獨甲全楚。則夫生齒登耗，繇賦重輕，固有難為言者。矧淩夷至今，重之增派，加之兵荒。撙節愛養，仁人君子宜何如動念耶！
長沙治當衝會，土固衍而瘠，水澤腹不堅。所產自稌粳外，無他伎長，乃糧賦五十八萬七千有零，當全楚三分之一。民已苦於輸納，而又加派日增，以致財盡民貧，田多荒廢，糧多積逋，官民且兩病矣！
應當說，這既是吳道行作為一位史官奮筆直書的體現，又表明了他關心民生疾苦的胸懷，是難能可貴的。
綜觀全誌，體例完善，史料可信，類目簡明，頗具典則，是為明代湖南地方誌之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