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了近兩千年的曆史發展，湖湘曆史學及其史學家群體，到清代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從清初至清末的二百六十餘年中，曆史學作為湖湘學術的傳統門類，仍然興盛不衰。更為重要的是，到清代中期，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被卷入近代曆史的潮流。湖湘曆史學也隨著這一曆史的巨變，發生質的飛躍，開始了從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轉變。
王夫之是清代湖湘史學的第一位最重要代表人物，其史學著作以《讀通鑒論》、《宋論》為代表作。
《讀通鑒論》三十卷，成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係王夫之研讀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一書的論著。全書有秦史一卷、兩漢史八卷、南北朝史四卷、隋史一卷、唐史八卷、五代史三卷。每卷根據《資治通鑒》所列帝王世係，又分若幹篇。每篇則選擇這一時期曆史事件或曆史人物，進行分析和評價，於史實皆略而不載。末附《敘論》四篇，闡明著書宗旨。
《宋論》十五卷，專評宋代史事的史論著作。體裁、觀點與《讀通鑒論》同。除末卷外，基本上每帝一卷，每卷選擇若幹曆史事件或曆史人物，進行分析評論。書中對於宋統治者多所批評，如卷十論秦檜之所以得勢，乃在於宋朝君臣嚴防武將篡位之故。指出黨爭之禍，貽害無窮，國威不振。許多評論皆切中時弊。
《讀通鑒論》、《宋論》兩書，是王夫之對我國秦朝以後曆史的係統分析和評論，不乏偉論卓見、超邁群倫。同時，兩書也較為集中地體現出他的史學思想、治史之由。一是以經世致用為宗旨，主張以史資治。
《讀通鑒論》之卷六即指出：“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否則“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求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繇也，則惡用史為？”其卷末《敘論四》又雲：“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故論鑒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而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以為治之資。”以史之得失，以為今之扶偏救失之資。二是批評曆代史學奉為至上的正統論。他在《讀通鑒論》卷十六說：“正統之論始於五德，鄒衍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帝王以征之，尤妖妄而不經。君子辟之斷斷如也。”又說：“崛起一中夏者，奚用承彼不連之係乎？有離有絕，固無統也，而又何正不正邪？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他義正詞嚴地批判正統論，天下萬世，“有離有絕，固無統也”，“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他還指出：“封建不可複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表現出進化論的觀點。三是反對清朝統治，宣揚民族大義。其《讀通鑒論》卷十八說：“天下之大防二，華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
除史論以外，王夫之還有以記述曆史為主的史學著作，如《永曆實錄》、《大行錄》（已佚）、《蓮峰誌》五卷等。
《永曆實錄》二十五卷，實為一部紀傳體的史學著作，記載南明永曆帝朱由榔在位十五年始末。其卷一為本紀，卷二以下皆為列傳，其《死節》、《佞幸》、《宦者》諸傳，較他書為詳。對農民起義領袖高必正、劉體純、李來亨等，皆為立傳，尤可補史乘之闕，是為研究南明曆史之重要史籍。
王夫之以後，直到道光年間，湖湘文人學子潛心於史者仍複不少，有王萬澍、吳思樹、尹榮組等。
王萬澍，為乾隆年間學者，字霍霖，湖南常寧人。少時酷愛《尚書》，絕意仕進，潛心於鄉土史學。為收集湖南古代史料，足跡遍全省。
著《衡湘稽古錄》五卷，自遠古敘述至秦朝。後又采錄曆代正史資料，彙聚連篇，撰寫《湖南陽秋》十六卷，敘述自秦至元之湖南曆史，是為較早的湖南通史著作。子王國牧，承父業，續述元朝以下湖南史事，作《湖南陽秋續編》十三卷。另有王珅，作《釋地》十四卷，為《湖南陽秋》補編。
吳思樹，字尚鬆，湖南新化縣人，乾隆進士，嶽州府學教授。後任山東新泰知縣，以迂拙去職，窮老終身。長於經史，曾著有《通史》千卷。尹榮組，字錫奎，湖南酃縣（今炎陵縣）人。十六歲中秀才，以貢生選寶慶府學訓導。尹氏學識淵博，深受生員愛戴。嘉慶二十四年（1819）中進士，後官工部主事。不久辭歸，潛心著述，編撰有《古今女史》一百卷，專述曆代婦女史事。
至道光年間，湖湘史局為之一變。其主要標誌是以陶澍為代表的經世致用學派的崛起，及其大批史學著述的出現。他們為著改革清朝業已弊病叢生的局麵，紛紛對兩千多年來的曆史進行總結與探索；特別是對於清代中期以後，西方列強分別從我國東南沿海和西北邊陲展開侵略的形勢，提出各自的主張，而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即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學家魏源。
魏源史學著作的代表作，主要為《聖武記》、《海國圖誌》和《元史新編》。
《聖武記》十四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書並刊行。采用紀事本末體裁，前十卷敘事，曆述清初建國、平定三藩、戡定回疆和金川，鎮壓農民起義及處理蒙古、西藏問題等史實，闡述曆次用兵成敗之道以及各項軍事製度等。於一事之原因、結果及其過程，提綱挈領，條分縷析，且對清朝之興衰原因進行了探究。後四卷則為作者的議論，對於練兵之方、整軍之策、籌餉之法，應敵馭夷之略等，論述尤詳。此書是清代有專題私撰清史的第一部著作。作者在書中首先提出“以夷製夷”、“以夷攻夷”、“以彼長技禦彼長技”的策略，實際上初步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抵抗西方侵略的思想，因此深為時人所重視，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海國圖誌》，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在江蘇京口受林則徐囑托，根據《四洲誌》等譯稿和中國曆代史誌及明代以來的島誌資料，編撰而成，是為一部係統地介紹和研究世界曆史地理的著作。該書於道光二十二年刊刻，共五十卷。二十七年（1847）擴充為六十卷，鹹豐二年（1852）再次擴充為一百卷。全書敘述世界各國的曆史、地理情況，介紹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關於戰艦、火器的生產技術，並提出了諸多重要見解。魏源認為英國國富民強的原因，是由於“不務行教而專行賈，且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他還在書中斥責封建頑固派反對“師夷”的主張，是“夏蟲”、“井蛙”之見，又進而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魏源明確地認識到：要真正有效抵製外國侵略，就必須迅速學習西方製造戰艦、火器和練兵之法，進而表達了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羨慕之意，從而對於中國近代政治學術思想和史學思想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道光三十年（1850），《海國圖誌》傳入日本，日本學者競為翻譯、訓解、刊刻，使日本人士擴大視野，了解西方，並對其後來的明治維新有一定影響。
《元史新編》九十五卷，凡本紀十四卷、列傳四十二卷、表七卷、誌三十二卷，記述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年（1206）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間一百六十三年的史事。鴉片戰爭以後，魏源有感於戰爭的失敗和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興起，為總結元代興亡的教訓，乃補正舊史而編撰，後經歐陽俌之、鄒代過勘補成書，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刻行世。
元朝曆史，早在明初即由宋濂等編纂成《元史》一書。但因修撰時間過早，成書又極倉促，存在諸多問題。以後曾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研究，或作補充，或為訂正，撰寫了多種著述。魏源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對於宋濂《元史》作了較大的補充和修正。在史料上，全書除采錄曆代正史以外，征引了《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皇元聖武親征錄》、《元典章》、《元文類》和元人文集，著重補充了統治中原以前元太祖至憲宗四朝史實、元代的治河、鈔法和西北邊徼沿革。本紀自世祖以下襲用清康熙時學者邵遠平《元史類編》。表、誌采用乾隆時錢大昕所撰《氏族誌》、《藝文誌》。在體例上，《新編》於列傳部分劃分“開國”、“世祖”、“中葉”、“元末”四期，人物按功臣、相臣、文臣、言臣、奸臣等分類相從，“傳事與傳人相兼”，亦各得其是、別具一格。魏源的《元史新編》，可以說是他對於元朝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道光、鹹豐年間湖湘的史家群體中，還有黃本驥、湯鵬、鄒漢勳、周壽昌、鄒漢池等著名學者。他們所從事的曆史學研究，仍是受清乾嘉學風的影響，主要為對於古代曆史的考據，或地方史誌的編纂，其史學觀點和史學方法，基本上仍然屬於傳統史學的範疇。
黃本驥（1781—1856），字仲良，號虎癡，湖南寧鄉人。道光二年（1822）舉人，十七年（1837）選湖南黔陽教諭，悉心培育生員，多有成就。一生好文物，喜考古，搜集秦漢以後金石文字數百種及古琴、刀、布等甚多，名其居為“三長物齋”。著述頗多，有《古誌石華》、《隋唐石刻拾遺》、《集古錄輯佚》、《金石萃編補目》、《元碑補目》、《續金石萃編》、《湖南風物誌》等。
湯鵬（1801—1844），字海秋，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1823）進士，曆官禮部主事、戶部郎中，與龔自珍、魏源等交好。十九年（1839）在監察禦史任上，三上彈章，不避權貴，聲震朝野。湯鵬學識淵博，著述繁多，以《浮邱子》一書，通論治道學術。史學著作有《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
鄒漢勳（1806—1854），字淑勣、績父，湖南新化人。少時好學，精研天文、曆史、考據、輿地諸學。鹹豐元年（1851）中舉人。時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湘軍興起。三年（1853），從湘軍將領江忠源赴援南昌，敘知縣。後又從江忠源至廬州（今合肥）防守，遷直隸州同知。同年底，於太平軍攻克廬州時陣亡。道光五年（1825）著《六國春秋》一書，二十四卷。二十五年（1845），協助湘中著名學者鄧顯鶴修《寶慶府誌》。後與鄧顯鶴編《王夫之遺書》，修貴陽、安順諸府誌。另著有《貴州沿革表》二十卷、《讀書偶拾》等二十餘種，共四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