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壽昌（約1814—1884），字應甫，一字荇農，晚號自庵，湖南長沙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任以敢言著稱。鹹豐二年（1852）太平軍進擊湖南，上疏劾欽差大臣賽尚阿、總兵和春逗留不戰。太平軍北伐時，接連上書陳述攻防之策，被命隨辦京畿防衛。光緒六年（1880）辭官回籍，從事著述。
周壽昌自幼酷愛史學，年十四讀史即“日畢一帙”，“日自評校，細字雙行，朱墨幾遍”。其史學成就主要體現在對於曆史事實的考察，以及對前代諸家注解的查漏補闕，主要成果為《前漢書注校補》、《後漢書注補正》、《三國誌注證遺》、《五代史記纂誤補續》。《前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是周壽昌最為重要的成果。東漢班固《漢書》撰成後，曆代學者相繼為之注解音義，著作繁多。唐代顏師古博采東漢班昭以下三十七家音義，刪繁補略，裁以己說，撰寫《漢書注》一書，成為閱讀班書之重要參考資料，但也存在如考辨粗疏、解說迂拘等若幹闕失。
周壽昌研習前、後兩《漢書》四年，每有心得發現，即於書眉批注無隙。
其內容涉及版本字句之校勘，文字之詮釋，史事之考訂，後於光緒初年整理，以《前漢書注校補》為書名刊行，成為對於《漢書注》的重要補充。
周壽昌還有《思益堂詩文集》三十卷、《思益堂日劄》六十卷等著作傳世。其中，《思益堂日劄》中尚有不少篇什為論史考史之作。
鄒漢池（1817—1871），字季深，鄒漢勳之弟。新化縣學生員。通經史，精輿圖、算法。不樂仕進，以讀書著述為業，有《戰國年表》、《永曆劫遷日表》等曆史著作傳世。
清朝同治、光緒以後，隨著我國社會近代化的不斷加深，中外交流的日益頻繁，湖湘史學界的眼界也不斷開擴，傳統史學逐漸地向著近代史學發展。這一時期，王闓運、王先謙等為湖南傳統史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而郭嵩燾、王之春等則為具有近代思想的史家代表。
王闓運為學主治《春秋公羊傳》，宗今文經學。詩文摹擬漢魏六朝，為擬古派所重。著述繁多，主要有《湘軍誌》及《湘綺樓詩文集》、《湘綺樓日記》等。
《湘軍誌》是王闓運史學著作的代表作。清鹹豐初年，曾國藩在湖南創辦湘軍，後經十餘年征戰，最終將太平天國鎮壓下去，成為晚清時期的重大曆史事件之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光緒三年（1877）五月，王闓運開始撰寫《湘軍誌》，次年十一月草成，後經修改補充，於七年完成並予刊刻。全書十六卷，分為湖南防守篇、曾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曾軍後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後篇、臨淮篇、援廣西篇、援貴州篇、川陝篇、平撚篇、營製篇、籌餉篇，敘述了湘軍創辦及與太平軍、撚軍、貴州苗民軍、西南及西北回民軍戰爭的全過程，及其軍製、餉章。
王闓運文宗漢魏，向以馬遷筆法自許，其以短短十萬餘言，敘述湘軍全史，可謂恢宏蒼古。他曾頗為自得說：“作《湘軍篇》，因看前所作者，甚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撰軍誌篇成，讀一過，似《史記》，不似餘所作諸圖誌之文，乃悟《史記》誠一家之言，修史者不能學也”。然而，當他攜書版回湘以後，卻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郭嵩燾、曾國荃等斥之為“謗書”，指其“蔽罪湖南”，“竟不測壬秋之果為何意也”。其後，曾國荃委托王定安重修湘軍史，撰寫《湘軍記》一書。又有朱克敬者，亦曾撰寫湘軍史籍。而郭嵩燾、郭昆燾兄弟則將《湘軍誌》疏漏錯謬一一箋出，加以批評訂正。後昆燾之子振墉，據以勒為《湘軍誌評議》一書。
近百年來，亦有不少學者於《湘軍誌》甚多讚譽。王氏弟子費行簡稱是書為“唐後良史第一”。曾國藩門人黎庶昌輯《續古文辭類纂》，特錄其《曾軍篇》等五篇，合為一卷，並稱：其“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諱，其是非頗存鹹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民國時期著名學者錢基博也說：“《湘軍誌》敘國藩之起湘軍及戡定太平軍本末，雖揚詡功績，而言外意見婉而章，盡而不汙，焯有史法。”而由於該誌於湘軍不乏譏諷貶抑，敘述不無以偏概全，卻在很長時期內被讚為直筆。平心而論，稱《湘軍誌》為“唐後良史第一”未免過譽，而斥以“謗書”則汙之過甚。
王闓運的史部之作，還有《桂陽州誌》、《衡陽縣誌》、《東安縣誌》、《湘潭縣誌》等地方誌，大多體例完備、考證精良，並具有一定特色。
王先謙一生博覽群書，學識淵博。其治學重考據校勘，薈集群言，附以己意，多有成就。曾延攬文人名士，設局刻書，編校刊印古籍和曆史文獻。著有《詩三家義集疏》、《十朝東華錄》、《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虛受堂文集》等多種。
《十朝東華錄》六百二十四卷，是王先謙任職翰林院和國史館時始纂的一部清代史料彙編，成書於光緒十年（1884）。此前，清蔣良驥曾撰《東華錄》三十二卷，起自清太祖努爾哈赤天命朝，止於清世宗雍正朝。王氏任職史館時，認為過於簡略，乃予續修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後又增加鹹豐、同治二朝，合稱《十朝東華錄》。是書所載諭旨，輯自聖訓方略，製度沿革據《清會典》，軍務奏折錄自方略。年經月緯，詳審細訂，較之清朝曆代《實錄》，資料更為豐富，為研究清史十分重要的曆史文獻。
王先謙一生治史，以校注古史用功最力，其主要成就即《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三書。《漢書補注》一百卷，卷首一卷，於光緒末刊刻成書，是王先謙遵循乾嘉學風，仿經疏體例注釋舊史的代表作。他認為唐顏師古《漢書注》雖集隋以前諸家注釋之長，但仍不免訛誤，故采用宋、明以下尤其是清人的注釋和考辨成果，經三十餘年研究，鈔集百餘萬言，進行補注而成。其中包括版本上訛脫錯亂的校正，史事方麵的詮釋疏理，政治製度特別是禮製的考訂等，而以曆史地理的考核尤為精審。
《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為王先謙集注古籍的又一重要成果。
南朝宋範曄著《後漢書》九十卷後，唐李賢曾為之作注，清惠棟又為之補注。王先謙乃合並兩家注，而以惠注為基礎，廣征博引，編為是書，後經其門人黃山完成後三十卷，又再經柳從辰等完成全書。該書對範著不僅詳細校對版本，而且勘合紀傳異同，糾正記載中之訛誤，對名物典章製度也作了較詳的詮釋，是集《後漢書》注釋之大成的版本，成為後人研讀《後漢書》的必讀之書。王先謙的史學思想與王闓運一樣，基本上屬於傳統的史家學者，但他卻在風氣漸開的時代背景下，也開始將眼光投向新的領域，進行了若幹對於西方曆史的研究，曾先後撰寫了《五洲通鑒》、《外國地誌》、《日本源流考》等曆史著作。
與王闓運、王先謙同時期的湖湘傳統史家，還有李元度、閻鎮珩、羅正鈞、陳運溶等，也在各自不同的領域為湖湘史學的繁榮做出了貢獻。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笏庭，晚年自號天嶽山樵，湖南平江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舉人。湘軍初起，入曾國藩幕府。鹹豐八年（1858）率平江勇入江西、安徽。十年進援浙江，授浙江鹽運使。後為太平軍敗，被遣回籍。同治初再起，先後率軍赴四川、貴州，升任雲南按察使。光緒十三年（1887）遷貴州布政使，旋卒於任。李元度平生好讀書，喜著述，尤長於史學，著有《國朝先正事略》、《平江縣誌》、《南嶽誌》等。
《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始撰於同治三年（1864），完稿於五年（1866）。此書為清代人物傳記集，收錄了清初至同治初年間一千一百餘人，立傳限於“先正”，如琦善、奕經之流貶棄不傳。全書分為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類，采其勳績議論、嘉言懿行記之，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
閻鎮珩（1846—1909），一名北嶽，字季蓉，號嵩陽，湖南石門人。
幼隨祖父讀書，得博覽群籍。好詩古文辭，複精程朱理學。貫通經史，自成一家，與王闓運、王先謙、皮錫瑞同稱清末湖南四大文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任石門書院山長，又講學慈利漁浦書院。曾詔授湖北荊州教諭、國子監正衡，薦禮部典禮館顧問，均不受。學政柯劭忞稱其“著述等身，不求聞達”。光緒十一年（1885），閻氏以清乾隆學者秦蕙田著《五禮通考》，所敘五禮僅六典之一端，遂因其例推而廣之，曆十三年撰成《六典通考》。全書共二百卷，分設官、爵命、祿製、宮政、邦計、膳飲、奄寺、醫政、民政、教典、賓興、委積、荒政、市政、禮製、樂製、禮器、司天、建國、兵製、軍禮、王政、職方、刑典、賓禮、都邑、工政、溝洫等二十八考，按《周禮》六官職掌編排，將自周初至明末典章製度材料彙為一書。是書亙古通今，全麵敘述了我國古代各類職官設置及其職掌，並於敘史中間加考證、評論，極便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