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正鈞（1855—1919），字順循，號劬庵，湖南湘潭人。光緒十一年（1885）舉人。曆官撫寧、定興、清苑縣知縣。後以鎮壓義和團運動，升天津、保定知府。又因首創蒙學，以道員署山東提學使。二十八年（1902）受湖南巡撫委派，赴日本考察學務，回湘後任湖南學務處提調。
晚年專事著述，其史著有《船山師友記》、《王壯武公年譜》、《左文襄公年譜》等。《船山師友記》十八卷，成書於光緒十九年（1893）。是書收錄王船山親長師友及知名人士一百五十七人，羅列事跡，編排考訂，為研究王船山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王壯武公年譜》二卷，刊行於光緒十八年（1892）。是書以年譜體例，敘述湘軍早期重要將領王錱一生，以年係事，內容完整，為研究湘軍曆史的重要資料。《左文襄公年譜》十卷，成書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為紀述左宗棠生平事跡之重要著作。
陳運溶（1858—1918），字子安，號芸畦，湖南善化人。自幼聰穎，十八歲即成太學生，授修職郎、江蘇補用縣丞。一生致力於湖湘文獻的編輯、整理和研究，先後編撰、輯錄、刊刻《湘城訪古錄》、《湘城遺事記》、《麓山精舍叢書》，成為晚清湖南著名的地方史誌學家。
19世紀後期，隨著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不斷加深，清王朝統治愈益腐朽，一大批湖湘學人懷抱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以史經世，主張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展開了對於外國史地的研究。魏源首開風氣，撰寫《聖武記》和《海國圖誌》，已如前敘。繼魏源之後，則以洋務運動的傑出思想家郭嵩燾為代表。
郭嵩燾著述繁富，經史子集無不涉及，史學著作有《羅忠節公年譜》、《史記劄記》、《湘陰縣圖誌》、《綏邊征實》等。
《綏邊征實》二十四卷，始編撰於同治六年（1867），今僅存殘本數千字。此書“論次秦漢以來下迄於明邊防戰守之宜，著其得失。其於曆代成敗之跡，折衷一是，不係功過，而興衰治亂之大原，因是可以推見……‘征實’者，所以砭南宋以後虛文無實之弊也。”（序，《全集》第十四冊第297頁）出使英、法兩國期間，他詳細考察、研究了西方各國的曆史文化，並逐日記載，留下了《使西紀程》和《倫敦與巴黎日記》。
在魏源、郭嵩燾的影響下，又有王先謙、張自牧、王之春、黃沛翹等開展了西方曆史地理的研究。張自牧（1833—1886），字笠臣，湖南湘陰人。以籌餉功授候選道，加布政使銜。曾於光緒初年先後撰寫《瀛海論》、《蠡測卮言》兩書，介紹西方國家曆史。在書中，他指出：“自歐羅巴航海西來，攘據南海諸島，而泰西之人遂接踵於中土，此虞夏商周漢晉唐宋四千餘年來所未有也。”為此，他從八個方麵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號椒生，湖南清泉（今衡南）人。
文童出身，初入湘軍，先後隸鮑超、彭玉麟部。後曆任山西、安徽、廣西巡撫。曾出訪日本、俄國、德國、法國，多次奏請清政府實行自強新政。
晚年因主張出讓廣西礦權，借法款、法兵鎮壓廣西人民起義，激起國內拒法運動，於次年革職。著有《國朝柔遠記》、《使俄草》、《通商始末記》等，均為敘述外國史地及中外交涉情況。其《國朝柔遠記》二十卷，稿成於光緒五年（1879），十七年（1891）刊印成書。此書“搜錄當時諸臣奏疏與名臣撰述、西人圖誌及各家私著可采掇者，薈萃而成。
間有得之見聞者，要必采訪確實，不敢稍涉虛誣”。敘述了清順治元年（1644）至同治十三年（1874）間，中外交涉的曆史。
黃沛翹，字壽菩，湖南善化人。同治六年（1867）舉人，以軍功加布政使銜，署四川成綿龍茂道。著有《西藏圖考》八卷，於光緒二十年（1894）刊行。其書敘述西藏曆史，但著眼於英國侵略我西藏、雲南的現實，以期引起清政府對於西藏問題的重視。
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時期，以譚嗣同、唐才常為代表的維新誌士和以陳天華、楊毓麟等為代表的反清革命誌士，逐步接受了西方進化史觀，並以此闡述中國曆史，提出了反對封建君主專製製度、推翻清朝統治的主張。
譚嗣同早年博覽群書，好今文經學，喜讀《船山遺書》，兼習西方自然和社會科學著作。曾遍遊華北、西北及東南各省。甲午戰爭後，極力主張變法，並著《仁學》一書，提出變法的理論。光緒二十三年（1897），與唐才常等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籌辦新政，創辦《湘學報》、《湘報》，設立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次年應詔赴京，以四品章京參與新政。旋因政變發生，與林旭等同時被害。
唐才常（1867—1900），字紱丞、佛塵，湖南瀏陽人。早年就讀長沙校經書院、嶽麓書院和武昌兩湖書院。光緒二十三年（1897）舉拔貢，同年與譚嗣同在長沙大力推行新政。政變發生後流亡日本，與康有為、梁啟超聯係，並與革命黨人聯手，探討救國方略。二十六年（1900）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旋更名自立會，準備起義。旋以起義失敗，在武昌就義。
譚嗣同與唐才常都沒有專門的史學專著，但都拿起了史學的武器，大力地揭露西方列強的侵略，批判清王朝的封建君主專製統治。
甲午戰後，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譚嗣同悲憤說道：
“和約中通商各條，將兵權、利權、商務稅務一網打盡”，“自古取人之國，無此酷毒者”。他進而批判封建君主專製：兩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複人理，愈演愈烈。唐才常則運用曆史進化論，撰寫了《各國軍種考》、《各國交涉源流考》、《最古各國政學興衰考》等史學論文，介紹西方各國政治、軍事、外交史。他激烈地批判封建君主專製製度：“蓋自開辟以來，君民上下之界，始斷潢絕港，各怙其私，秦為之也。浸淫至於前明，科條益密，法律益苛，時事天文，俱懸厲禁。”又指出民主製度必將代替君主專製：“大抵泰西各國之命脈，懸於國會；國會之機要，係於民心，拂其欲則上下沸騰，愜其情則君民交泰。其創立之始，每為世家所不喜，其究亦不能與之抗”。
20世紀初反清革命運動興起，湖南革命黨人更是接踵而起，以史宣傳革命，倡導革命的史學思想，曾鯤化、陳天華、楊毓麟、易本羲等是為傑出的代表。
曾鯤化（1882—1925），字摶久，湖南新化人。他較早地以史學為武器，宣傳曆史進化論和民族主義。他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留學日本，隨即撰寫出版了《中國曆史》及《中國曆史出世辭》兩書。他在《中國曆史》中指出：“夫曆史之天職，記錄過去、現在人群所表現於社會之生活運動，與其起原、發達、變遷之大勢，而紀念國民之美德，指點評判帝王官吏之罪惡，使後人龜鑒之、圭臬之，而損益、而調劑、而破壞、而改造、而進化者也”；而“二十世紀中國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於十九世紀西洋反動時代和活動時代”，揭示了新史學與以往傳統史學的本質區別，使人一新耳目而振聾發聵。
陳天華是辛亥革命中傑出的革命宣傳家，最先在史學領域樹起革命旗幟，宣傳徹底的反帝愛國思想和革命的曆史觀。陳天華（1875—1905），字星台，號思黃，湖南新化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留學日本，參加革命活動。同年著《警世鍾》、《猛回頭》，三十一年（1905）又著《獅子吼》和《中國革命史》。與此同時，參加組織反清革命團體華興會及革命政黨同盟會，並任《民報》編輯。年底，在日本蹈海自殺。他在《獅子吼》中指出，自達爾文提出進化論以來，“世人便把尊崇古人的謬見丟了，事事都想突過前人。不上百餘年，遂做出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業，古人所萬萬不及”。他認為“革命為進化之一端”，“中國未有於一朝之內，自能掃其積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予以除舊布新，然後積穢盡去，民困克蘇，不革命而能行改革”，“此事斷無有也”！
楊毓麟亦是革命新史學的積極提倡者。楊毓麟（1872—1911），字篤生，號叔壬，湖南長沙人。早年肄業長沙城南、校經書院。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進士，充時務學堂教習，入南學會。曾參與自立軍起義，後留學日本，參加反清革命。回國後，參加華興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隨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宣統元年（1909）赴蘇格蘭研習英文，二年後聞黃花崗起義失敗，投利物浦海灣殉國。留日期間，他閱讀了大量西方近代曆史著作，又翻譯日本學者《史學通論》，向國人宣傳新的史學理論。他所撰寫的《新湖南》一書，則進一步闡述西方有關國家、民族的學說，宣揚反清革命、創建新湖南的理想。
易本羲（1887—1911），字羲穀，號竹心，湖南湘鄉人。早年參加華興會，後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二年（1906）赴南洋執教，在華僑中宣傳反清革命思想。後赴日本，撰寫《南洋華僑史略》，連載於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此書分為九章，另有附論一篇、附錄三篇。敘述了漢唐以來直至晚清中國人僑居南洋的曆史，批判了清政府的華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