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前，湖南是中國最保守的省份之一，而甲午戰爭使湖南的民風士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湖南一躍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而長沙作為湖南的省會，自然成了湖南維新運動的中心。長沙既是維新運動開展最為活躍的城市，也是新舊之間鬥爭最為激烈的城市。維新運動對舊式湘學來了次前所未有的觸動。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對後世湘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慘敗，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政治麵臨大變革，而作為“經世之學”的湘學所“經”之“世”，已不再是清嘉道朝帝國主義叩開東方封建王朝大門，割地賠款、吏治腐敗、國庫空虛、以愛國主義為主導的內外煎迫形勢。時移勢易，中國封建社會已向半封建半殖民地過渡，繼英國之後，列強淩逼，瓜分豆剖，國已不國。為了救亡圖存，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發動了維新變法運動。湖南當局支持變法新政，湧現了以譚嗣同、唐才常為代表的大批維新變法活動家。戊戌（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開時務學堂，梁啟超任總教習，四月光緒帝下《定國是詔》，實施變法，史稱“百日維新”。八月慈禧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禁，譚嗣同等“六君子”殉難北京菜市口，康、梁逃亡，變法失敗。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占領京、津，慈禧太後西逃西安。八月唐才常組織自立軍起事於鄂皖贛湘，被殘酷鎮壓。
從1895至1900年七年中，一係列驚心動魄的政治事件，清王朝風雨飄搖。從政治思潮與學術嬗變考察，從湖南維新運動的到來、湖南維新運動高潮的興起及一係列變革舉措，到湖南維新運動的失敗，均與湘學與其他學術思想的消長與鬥爭有關。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經濟掠奪與文化滲透三管齊下，各省反帝、反洋教鬥爭如火如荼，兵變、民變相繼發生，紳權守舊勢力也拉起排外的大旗，湘學學者的民族意識空前高漲，誠如《湖南通誌·近代卷》所雲：“湖南士氣民氣摒棄虛驕，毅然選擇了變革道路，愛國主義精神空前高揚，卓勵敢死、百折不撓、勇於任事、講求入世的風氣更加熾昂，崇尚實學的學風重新興起，求新求變的維新變法情緒穩步高漲。”湖南維新運動帶來的湘學學術思想的嬗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一、瀏陽算學館的創立和省城書院的改革
湖南維新運動大致上分為兩個階段：從1895年到1897年11月梁啟超入湘前是長沙維新運動的早期階段，1897年11月梁啟超入湘後，長沙維新運動進入高潮階段。湖南維新運動的早期階段以瀏陽算學館的創建為開端。
1895年，譚嗣同正在武昌幫助其父湖北巡撫譚繼洵辦理賑務。中國戰敗的消息傳來，譚嗣同深感憂慮和悲憤，他經常與當時正在武昌兩湖書院讀書的唐才常、劉善涵（1867—1920，字淞芙，湖南瀏陽人）一起討論時局，商議救國救民之策，“因日與往複圖議所以導之者，僉謂自算學始”，（譚嗣同：《瀏陽興算記》）因此，他們籌劃在家鄉瀏陽開設一所“算學格致館”。唐才常和劉善涵回到瀏陽，將這一想法告知同鄉士紳，士紳們反應冷淡。於是譚嗣同向他的啟蒙塾師，瀏陽名紳歐陽中鵠（1849—1911，字節吾，號瓣薑，湖南瀏陽人）寫了一封二萬餘言的長信，試圖利用其在瀏陽的聲望影響來爭取縣中士紳對興辦算學格致館的支持。
在信中，譚嗣同陳述了甲午戰爭後中國麵臨的民族危機。他認為造成這種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官、士、民各階層的沉迷不醒，官則貪贓枉法，虐待百姓；士則空談氣節，虛驕無實；民則愚昧迷信，盲目排外。
他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變西法，開風氣，育人才。他認為，中國之積弱，首在人才不濟，而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桎梏，尤其科舉取士製度極大地限製了民智的開化，束縛了人才的成長。因此，他主張“變法必先從士始、從士始必先變科舉，使人人自占一門，爭自奮於實學，然後人材不可勝用，人材多而天下始有可為矣，舍此更無出身之路”。他提議，培養人才應從算學格致開始。因為“算學為中國所本有”，格致“亦雜見於古子書中”，實施過程中阻力要小一些；且經費來源有限，規模開始不可太大，可先立算學館，“而置格致為後圖，以待經費之充足”。他認為，在當時保守勢力占據上風的情況下，變法可“先小試於一縣”，“此日之銜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
譚嗣同的另一蒙師塗啟先（1834—1899，字舜臣，自號大圍山人）對此極為讚同，在《複歐陽瓣薑書》中認為譚嗣同的建議“為一邑開風氣，即為天下開風氣，危言篤論，實中肯綮”，讚同將譚嗣同的信印刷刊行。但此信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歐陽中鵠、譚嗣同、唐才常、劉善涵等不為所阻，繼續擴大輿論宣傳，並爭取省政要員的支持。一方麵，歐陽中鵠將譚嗣同的信以及自己的批語和跋以《興算學議》為名，在長沙印成單行本，在士紳中廣為傳發，以此作為興辦算學格致館的輿論先導。另一方麵，他們積極爭取省政要員的支持。這年七月，湖南學政江標到瀏陽主持歲考，唐才常、劉善涵、塗質初、羅召甘等麵見江標，向他呈遞了由劉善涵起草的《上江標學院書》，表白了他們籌備算學館的目的：“欲講富強以刷國恥，則莫要於儲才。欲崇道義以正人心，則莫先於立學。而儲才、立學諸端，總非蹈常習故者所能了事。”據譚嗣同《瀏陽興算記》載，江標閱後，“當即劄飭瀏陽縣知縣立案，準將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並勉勵譚嗣同、唐才常等“不避艱難，力求振作，當仁不讓，後效無窮”。
由於省政要員的支持，瀏陽算學館終於開始籌備。經士紳籌募以及分南台書院原有經費，算學館每年可得經費六百千錢。譚嗣同等還“自願捐購西書”，為算學館作圖書資料準備。譚嗣同、歐陽中鵠等相繼製定了算學館《開創章程》、《經常章程》和《原定章程》、《增訂章程》等。
1897年春，以瀏陽文廟（今瀏陽市一中）奎文閣的算學社為基礎創設的算學館正式開館。《瀏陽算學館增訂章程》載明：“本館之設，原以培植人才，期臻遠大，並非為諸生謀食計。算學為格致初基，必欲詣極精微，終身亦不能盡。”這實際規定了瀏陽算學館的教育宗旨，即培養“詣極精微”的數學專門人才。根據這一宗旨，算學館主要開設算學方麵的課程，因“絀於經費，不能延聘各門專師”，格致方麵的課程由生徒自學，“一俟經費充裕，再行聘請方言、格致各門專師”。算學館要求入館生徒讀過經書，入館後不再讀經，隻要求課餘“溫習經、史”。館內備有各種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麵的“西書”，訂有《申報》、《漢報》、《萬國公報》等報刊。這些教學內容都帶有明顯的近代色彩。
在教學方法方麵，瀏陽算學館則是新舊參錯。如“每次季課，由山長點名給卷，卷用彌封編號扃試……日午蓋殿戳，日入納卷”；“季課四次外，每月逢八，由山長發題，課肄業諸生，別為館課。限二日交卷，酌獎十名”，這些都是采用當時書院官課與院課的舊規。而“諸生每月發日記大簿一本，按日將師所傳授，己所演習，看書起止，朋友講論及有心得與發明之處，並算學外旁及何業……詳載其上”，這些又是采用學堂新規。值得注意的是，譚嗣同在為算學館製定《經常章程》時，曾規定了實踐教學環節：“試辦一年之後，生徒於算學之淺近可見諸施行者，俱已精熟，可將本縣所存前後膛各種槍炮借令用測量法施放。某種槍炮速率、擊力及某度之拋物線若何，即逐種繪圖列表，以備他日應用。兼令演習測繪行軍草圖之法。”
瀏陽算學館規模不大，存在時間也不長，戊戌政變後，即告無形停頓。但是，它對湖南新學的傳播和維新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作為“湖湘新學第一家”，瀏陽算學館開啟了湖南新式教育的序幕。自它開設後，各府、州、縣紛紛仿而效之，在書院功課中添設算學，研習算學之風漸起；各地新式學堂也漸次湧現。誠如唐才常在《瀏陽興算記》中所言：“湘省直中國之萌芽，瀏陽直湘省之萌芽，算學又萌芽之萌芽耳。”其次，《興算學議》的刊行和瀏陽算學館的創籌，使歐陽中鵠、譚嗣同、唐才常、劉善涵等瀏陽維新派士紳開始形成其影響，並擴大到全省甚至全國，從而形成了長沙維新運動的骨幹群體。
歐陽中鵠是晚清瀏陽士人群體中處於重要地位的一位學者，他與劉人熙、塗先啟一起，被譚嗣同尊稱為“瀏陽三先生”，也是維新運動中在長沙新政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瀏陽籍士人共同的三位老師，在把譚嗣同、唐才常等推向湖南維新變法的政治舞台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還是在1895年瀏陽維新運動還沒有正式開展的時候，歐陽中鵠就在給劉人熙的信中對譚嗣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譚生才氣橫絕，足達時變”，“非分之榮，視若浼己，嫉俗憤時，為吾道禦侮之選”；但又認為他“於大處卓然不肯苟且以競於世”，“卒不能自伸其誌”。瀏陽興算活動興起後，歐陽中鵠更加積極地向湖南官紳推薦自己的學生。他在《書〈興算學議〉後》中稱讚“嗣同立身有本末，不肯苟且以徇於世，而天挺異才，閱曆時變，懷縱橫八荒之心，具上下千古之慨”。他將譚嗣同給他的信加批附跋在長沙刊行，更是使譚嗣同在湖南官紳中贏得了聲譽。湖南巡撫陳寶箴就是在長沙看到《興算學議》後開始得知並賞識譚嗣同，“義寧陳公之奉命撫湖南也……及蒞湖南，見《興算學議》大賞歎”，他在給歐陽中鵠的信中稱讚：“譚複生書粗閱一過，其識度、才氣、性情，得未曾有。侍居節府數年暗然無聞，尤為可敬。惜某失之交臂，為內疚耳！”因此，陳寶箴下令將譚嗣同的《興算學議》加印一千份，發至湖南各地書院。正是因為歐陽中鵠的大力推薦和瀏陽興算活動以及《興算學議》刊行產生的影響，譚嗣同、唐才常等瀏陽籍的年輕士人後來在長沙的各項新政中擔當了重要的責任，發揮了骨幹的作用。因此，有論者認為：“瀏陽算學館的創建和《興算學議》的刊行，開始把瀏陽維新人士從一個縣城推向全省的政治舞台，在湖南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群體。”
湖南維新運動中的教育改革還推動傳統湘學融入西學元素。在瀏陽算學館的帶動下，長沙的一些書院都進行了課程和教學內容的改革。維新運動中最早的書院改革是湖南學政江標主持的長沙校經書院的改革。維新運動前，校經書院也有一些改革，但這些改革僅限於“通經致用”，還沒有近代教育的因素。1894年江標任湖南學政後，在積極支持歐陽中鵠、譚嗣同等創建算學館的同時，對校經書院也進行改革。在《校經書院章程》中規定：“算學務求淺近實用之法，輿地須知測量繪圖之法，方言專習英文。”與此相適應，江標還於1897年2月在校經書院設立了算學、輿地、方言三個學會，鼓勵生徒學習和研究西學。
二、時務學堂的創立及其傳播新學的教學活動
從1897年黃遵憲、徐仁鑄、梁啟超等相繼入湘和譚嗣同回湘參與新政，湖南維新運動的內容更多地向文化教育和政治領域擴展，從而使長沙維新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瀏陽算學館是湖南維新運動的開端，而設在長沙的湖南時務學堂的創辦則是長沙舊式書院製度向近代學堂製度轉變的肇始；同時也是長沙維新運動之所以領先於內地其他城市的重要標誌之一。維新派在維新變法的宣傳中十分重視“開民智”的作用。維新運動中，維新派官紳也深感“開民智”對於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意義，因而把教育改革看作是維新的主要內容之一。
1896年冬至1897年初，王先謙、張祖同、蔣德鈞、熊希齡等士紳籌議成立寶善成製造公司。當時王先謙等呈請撥借公款三萬元作為公司的創辦經費，陳寶箴批準了此項借款，在批文中有“公極則私存，義極則利存”之語。蔣德鈞考慮如僅成立公司難免有牟利之嫌，於是提議在公司開設一所工藝學堂，培養工藝製造的人才，這一建議得到了王先謙和熊希齡等人的讚同。當陳寶箴看到蔣德鈞等“複議請開設學堂”的呈文後，“驚喜叫絕”，並親自為之命名為時務學堂。1897年初，陳寶箴批準了由蔣德鈞起草，王先謙領銜，張祖同、湯聘珍、熊希齡、蔣德鈞等依次署名的《請設湖南時務學堂公呈》和《開辦湖南時務學堂簡明章程》，並頒發鈐記。還從撫院公費中提取三千兩作為時務學堂的開辦經費，並奏準從正款項下每年撥款一萬二千兩作為時務學堂和武備學堂的常年經費。
在爭取經費的同時，熊希齡和蔣德鈞等積極進行購置圖書設備、建造校舍、招聘教習、招收學生等籌備工作。熊希齡和蔣德鈞用自己和士紳捐的款項，在上海購置了一批圖書設備，同時在長沙北門外侯家壟購得土地數百畝，準備在此建造校舍。新校舍建成前，先租用衡清試館（位於今開福區衡清裏），後又租佃位於小東街（今中山西路）三貴街的原乾隆、嘉慶朝重臣劉權之的故宅作為校舍。熊希齡意圖把時務學堂辦成中西兼通的新型學堂，因此要聘請有名望的學者作為中、西文總教習。由黃遵憲提議，學堂決定聘請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聘請李維格為西文總教習。當時梁啟超和李維格均為《時務報》主要編撰人員，《時務報》總理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啟超和李維格來長沙。經過黃遵憲、熊希齡、譚嗣同的反複勸說、商談，汪康年最終同意讓梁、李來長沙任教。1897年11月，梁啟超和李維格由滬到湘。
陳寶箴委任熊希齡為時務學堂總理（亦稱提調，即校長），主持一切行政事務。另委紳董九人，即熊希齡、王先謙、蔣德鈞、李維翰、譚嗣同、黃自元、張祖同、陳海鵬、鄒代鈞，組成時務學堂董事會，參與學堂章程及各有關大事的討論與決定。教學事務則由熊希齡全權委托中、西文總教習負責組織。梁啟超來湘前又提出要求，中、西文分教習由總教習聘請，陳寶箴同意了梁啟超的要求。梁啟超聘請了韓文舉和葉覺邁為中文分教習，李維格聘請了王史為西文分教習，學堂另聘許奎垣為數學教習。1898年春梁啟超離湘後，學堂又加聘歐榘甲、唐才常為中文分教習。
1897年9月，《知新報》刊發了《時務學堂緣起》，闡明了時務學堂的辦學宗旨：“廣立學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氣，開未開之民智”。按《湖南開辦時務學堂大概章程》規定，“學生定額一百二十人，按府分派，由紳董稟請撫院、學院會同招考扃試，擇取十二歲至十六歲聰俊樸實子弟，入堂肄業”。據《湘學報》第十六冊，各府州分配名額除“長沙府二十四名”外，其他府為五至十二名不等，各州均為五名，各廳均為一名。第一次招考由陳寶箴親自發布《時務學堂招考示》，宣布“本年議定暫租衡清試館開辦，延聘中西學教習，擇期開學，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業”。這次招生考試於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1897年9月24日）舉行，錄取了蔡鍔、唐才質等四十名學生入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