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熊希齡與湖南維新運動
熊希齡（1870—1937），字秉三，湖南鳳凰人，湖南維新運動中任時務學堂總理（又稱提調，即校長）。1892年他赴京應試，中貢士，1894年補應殿試，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館未及兩月，時逢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請求隨湘軍出關作戰，未獲批準，於是請假回鄉。不久他又投筆從戎，受舊識黃忠浩之邀，到武昌出任兩湖營務處總辦。這時，湖南維新運動正蓬勃興起，熊希齡為之鼓舞，向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寫信，提出了在湖南“創設槍廠一所，逐漸講求，實長久保全之善策”。此信引起了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重視，1896年4月，熊希齡回湘省親期間，陳氏父子盛情邀請其回湖南相助。熊希齡遂辭去兩湖營務處總辦職，於1896年秋返湘，到長沙加入了湖南維新運動的行列。陳寶箴對熊希齡非常器重，委之以重任，熊希齡參與了湖南維新運動中的幾乎所有新政，如籌備槍炮廠，編練新軍，創設寶善成製造公司，籌備湘省內河航運，力爭粵漢鐵路入湘，創設時務學堂、《湘學報》和南學會等，並在其中發揮了主要或重要的作用，很快成為陳寶箴在湖南推行新政的主要助手之一。
熊希齡是積極主張維新變法的。如果說甲午戰爭前，他還隻是一個忠君愛國的舊式知識分子的話，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使他思想上發生了激烈的變化。他在1896年的一次上書中回顧了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認為“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革新庶政，與列強比埒，乃為上策。希齡雖恒河之一沙，而堆沙可以成塔，積腋可以成裘，吾願與愛國同仁，鞠躬盡瘁，臨危效義，以拯吾國”。正是出於這種深沉的愛國情感，他積極地參與湖南各項新政，並在操辦各項新政的實務中確實做到了“鞠躬盡瘁，臨危效義”，體現了他低調為人、任勞任怨的人品和行事風格。正因為他實際參與了湖南維新運動中的幾乎所有新政，而且在創辦時務學堂、《湘報》館和南學會的過程中發揮了主要的組織作用，加上他是“以外府年少之書生辦內府難辦之事”，從而在湖南維新運動的複雜鬥爭中受到了激烈的攻擊，特別是在關於時務學堂的鬥爭中處於風口浪尖。最終迫使陳寶箴免去了熊希齡時務學堂總理職。
熊希齡在為時務學堂事上陳寶箴書中逐條駁斥了王先謙、葉德輝等人對他的攻擊，並表明了自己為維新變法不惜犧牲生命的決心：
齡觀日本變法，新舊相攻，至於殺人流血，豈得已哉？不如是，則世界終無震動之一日也。齡本筸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與爭，惟有以性命從事，殺身成仁，何不可為？今既仇深莫解矣，請即以此函為貴衙門立案之據，此後齡若死於非命，必王益吾師、張雨珊、葉煥彬三人所為，即以彼命抵償焉可也。（熊希齡：《為時務學堂事上陳寶箴書》）
這一辯駁明誌的上書與他1896年表白的“鞠躬盡瘁，臨危效義，以拯吾國”的誌向互相照應，表達了熊希齡為維新事業不惜犧牲生命的獻身精神。
二、熊希齡的“興利”思想
湖南前期新政偏重於“興利”一途。陳寶箴到湘後，接納新化人鄒代鈞的建議，認為“欲求富強，非開礦不可”，於1895年10月奏設礦務總局，決心開發湖南各地的豐富礦藏。同時，陳寶箴與湖南士紳王先謙、張祖同等人籌商，在民間集股，開辦和豐火柴公司。陳寶箴還與張之洞商議，決定架設湘鄂間電線，在長沙開辦電報局，以此為辟利的另一法門。
對上述舉措，熊希齡大加稱許。他在《致陳伯嚴函》說：“近聞省垣銳意富強，興礦務，設電線，勢在必成，救時之急莫善於此。”
熊希齡的信函，引起了陳寶箴的極大重視，陳氏並由此認為熊希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叮囑其子陳三立，務必設法把熊希齡從湖北拉來。於是，當l896年4月中旬熊希齡省親並與陳寶箴父子相晤時，陳氏父子就對熊希齡盛情相邀，陳三立還與熊希齡徹夜長談。
熊希齡慨然應允，辭去湖北營務處總辦之職，跨入湖南維新運動的行列。熊希齡返湘後，積極參加湖南新政，提出了一係列“興利”主張，主要有：
一是主張創辦槍彈廠。熊希齡認為，西方國家“商務居重，練兵次之”，先富後強的發展道路，並不適合於正處於危亡之秋的中國，“竊觀大局之變，已成孤注……外患強鄰，內憂伏莽”，在此內憂外患的危急時刻，興利致富還不是湖南的當務之急，“方今之急，莫如火器”，因為“兵餉之端，臨時籌畫或可就緒；若槍炮，則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取洽也。”因此，熊希齡給湖南維新呈獻的第一條建議是自行創設槍廠，他在寫給陳三立的信中，詳陳了湖南辦廠造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熊希齡迫切希望陳三立把這條“實長久保全之善策”轉達陳寶箴，“設法籌款，創成斯舉，倘遇倉卒非常之變，或不致臨渴掘井，為人所扼耳”。但湖南沒有辦槍炮廠的財力，熊希齡費盡心思，終於想出一個變通可行的應急辦法，就是從兩江總督劉坤一那裏打主意。原來劉坤一節製南洋水師，又曾為東征統帥，他的江寧軍械所尚存有大批槍械利炮。熊希齡認為劉坤一是湖南人，家鄉有困難，他是不會視之不顧的。於是進言陳寶箴，請委派蔣德鈞赴江寧麵見劉坤一，訴情求助。此策果然見效，劉氏顧及桑梓情誼，慨然撥助曼尼戛小口徑槍一千杆，過山炮十二尊，子藥數萬斤。此批槍炮彈藥約合銀10餘萬兩，劉坤一聲稱“作為江南協濟湖南，不須給價”，並派兵艦護送入湘，這就部分解決了湘省軍營的燃眉之急。
由於熊希齡等人的出謀劃策和奔走求告，劉坤一兩度撥付槍炮彈藥，折銀二十萬兩之巨，這不僅節省了湖南的財政開支和解決了軍營的應急之需，更為重要的是，它為陳寶箴實施醞釀已久的創編新式軍隊提供了條件。不久，湖南開設了武備學堂，練成一支新軍，熊希齡先前提出的“精武備”主張，於此得以間接實現。遺憾的是，由於財力限製，熊希齡苦心策劃的湖南創辦槍廠的設想，始終無法實現。
二是主張開通航運。熊希齡雖然認為“火器”為湘省頭等急務，然湖南百端待舉，沒有銀錢難成大事，創辦槍廠的失敗，使熊希齡的思路不得不回到興利致富上來。
1896年冬，熊希齡與蔣德鈞，會同湘省大紳王先謙、張祖同、湯聘珍等人，齊聚長沙商議開辟利源的辦法。當時的興利措施，已著手在辦的有開礦、火柴、電報三端。這三項舉措，總的來說前景可觀，不過，在熊希齡看來，其利源並不理想。要說利源最大的當算開礦，可開礦投資大，收效慢，加上有的已開礦場因開采和管理不善，旋開旋停，虧損甚大，以致於有的錢號以開礦成敗未定，不肯借資。基於這些情況，熊希齡覺得欲使湘省興利致富，還須廣開門路才行。
熊希齡經與蔣德鈞、王先謙等反複磋商，提出有兩項事業可以立辦：一是開辦機器製造工業，二是籌辦內河行輪。他認為這兩項不僅是湘省興利致富的重要門徑，而且與湘省已開辦的礦業也緊相關聯。
開采出來的礦砂要運往漢口銷售，自己有了小火輪裝運拖帶，比雇民船裝運既快捷又省力。小火輪開通後，不隻運送礦砂，還可以拖運其他貨物及搭乘客商。
熊希齡在《上鄂督張之洞函》中認為當以“創興小輪為第一義”。
熊希齡等人此時提出湘省內河行輪，還不單是感受外洋刺激和與外商爭利，也包括與國內他省爭利的因素。當時長江下遊的蘇、揚、浙、淮、江西五處，都相繼辦起了小火輪，而且江西的江泰號輪船還駛入了湘潭，拖帶萍煤至鄂，“以鐵路局為名，實則載貨載客，藉圖私利”，使得“湘中士民，駭然大嘩，以為小輪不行，則我之利益，盡為人奪，一旦外人接踵而來，其禍不可勝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