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的新式教育實踐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湖南維新運動中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光緒十七年（1891）梁啟超就讀廣州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學說。光緒二十一年與康有為一起赴京參加科舉考試，並一同發起公車上書。後協助康有為創辦強學會，主筆《中外紀聞》。該年年底，北京強學會與上海強學分會相繼被封閉，他到上海參與了《時務報》的創辦，並任總撰述。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等文章，大力宣傳維新變法思想，使《時務報》很快聲名大振，他本人也成為全國聞名的維新派人士。光緒二十三年（1897），湖南官紳籌備時務學堂，陳三立和黃遵憲提議梁啟超和同在《時務報》任職的李維格分別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和英文總教習。黃遵憲請熊希齡寫信給當時在南京的譚嗣同，請他與梁啟超與李維格聯係。同時，熊希齡、江標、黃遵憲等都曾給《時務報》經理汪康年寫信，勸說他放梁啟超來湘。
在汪康年同意放梁啟超和李維格赴湘後，梁啟超又提出，時務學堂的分教習應由總教習“自行聘定”，得到了熊希齡等的同意，於是梁啟超自聘了同是康門弟子的韓文舉和葉覺邁任時務學堂中文分教習，一同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來到長沙。
梁啟超在到長沙後的次月即上書陳寶箴，提出了湖南自立、自保的主張。接著又向陳寶箴呈遞了《論湖南應辦之事》，對湖南辦學堂、學會、報館和其他新政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湖南維新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梁啟超和其他幾位分教習利用在時務學堂的講學和批答學生課卷，大力宣傳康有為的“素王改製”思想和公羊春秋學說以及資產階級民權思想，從而引起了反對派的極力攻擊。
梁啟超來長沙後，親手製定了《時務學堂學約》，這一學約以康有為創辦廣州萬木草堂時製定的《長興學記》為藍本，對時務學堂的教育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麵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對於時務學堂的教育教學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學約”共十章，曰立誌、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前八項係每日功課所當有者；後兩項為學成之後所當為者。所謂經世，即“凡學焉而不足為經世之用者，皆謂之俗學可也”；“今中學以經義、掌故為主，而學以憲法官製為歸，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采西人政治學院之意”。所謂傳教，“以宗法孔子為主義”，“取六經義理製度、微言大義，一證以近事新理以發明之，然後孔子垂法萬世”，“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
其立誌，則學生“當思國何以蹙，種何以弱，教何以微”，而立“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誌。倘學生“誌在科第，則請從學究以遊；若誌在衣食，則請由市儈之道。有一於此，不可教誨，願其戒之”。
養心則要求學生不以“富貴利達、耳目聲色遊玩”而奪其誌。讀書、學文則要求學生不能“隻通一國之書”，而應“通古今中外能為世益者”之書，須以數年之力，“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通徹，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肄力於西籍，夫如是而可謂之學”。
關於教學方法，“學約”也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思想。
第一，主張啟發式教學。梁啟超認為真正的讀書應該是啟發學生“深造有得，旁通發揮”，要使學生在讀書過程中能聯係所學的內容“發明新義”。他規定教習每天講課完畢即向學生提出有關“目前事理或西書格致淺理”，或“各報所記近事”方麵的幾個問題，讓學生“精思以對”，“各抒所見”，學生答完後，教習再加以解釋說明。
第二，主張聯係實際進行教學。梁啟超認為讀書應“切於今日之用”，“於當世有所救”。因此，他主張聯係當時中國的實際需要進行教學，無論是中國經史，還是西方格算，既要窮其理，又要“為經世之用”，聯係中國的現實或“目前事理”。
第三，主張中西比較進行教學。梁啟超認為學生既要精通“中國要籍一切大義”，又要“旁征遠引於西方諸學”。他主張將儒家“六經”及“周秦諸子”與“西人公理公法之書”、“曆朝掌故沿革得失”與“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今日天下郡國利病”與“西國近世憲法章程之書”進行對比，從中求“治天下之理”、“治天下之法”。
梁啟超離開長沙二十六年後再次來到長沙，但仍無法釋懷於他的“時務”情結。1922年剛任金陵東南大學教授的梁啟超應湖南省長趙恒惕之邀來湘講學，8月30日抵長沙，下榻省教育司（今教育街省民政廳），次日即在任過梁秘書的李肖聃的陪同下專程去尋訪位於今三貴街的時務學堂故址，並寫下了“時務學堂故址 二十六年前講學處民國壬戌八月重遊泐記 梁啟超”的條幅。9月1日梁啟超分別在長沙東牌樓遵道會禮堂和省立第一中學作“奮鬥之湖南人”和“湖南教育界之回顧與前瞻”兩場演講。在“湖南教育界之回顧與前瞻”的演講中，梁啟超深情回憶了當年在時務學堂的教學及推動維新運動的活動。他說：
時務學堂，我覺得與湖南教育界有關係，而且於全國教育界有莫大影響的，在師弟同學間的精神能夠結合一氣，一群人都有濃厚的興味，聯合多方麵來注重做事。……那時的青年皆有進取思想，高談時局，研究滿清怎樣對不起漢人，及中國二千年來的專製惡毒。這班青年，都是向這二個目標走。而我們所做的事，分作四項，是：（一）辦時務學堂；（二）組織南學會；（3）發刊《湘報》（日報）；（四）發刊《湘學報》（雜誌）。南學會是公開講演的機關，講演社會上不以為奇怪的話。時務學堂則專研究怎樣貫徹我們的主張。《湘報》與南學會同一作用，《湘學報》與時務學堂同一作用。……我在時務學堂，每天除講三四點鍾的學外，還要同學生談話，及作種種運動，一天到晚忙個不了，因此成病，就往上海就醫。（湖南《大公報》，1922年9月3日，第七版）
二、梁啟超對譚嗣同思想及湖南維新思想的支持與弘揚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稱：“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瀏陽譚嗣同。”梁啟超為何對譚嗣同有如此高的評價，這要從梁、譚二人的交情說起。
梁啟超與譚嗣同的相識與交往雖然為時不久，但卻心心相印，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梁譚交誼大體上經曆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896年春，譚嗣同北遊訪學到了北京，在那裏他結交了梁啟超。還在北上訪學之前，譚嗣同已在甲午戰敗的刺激下經過艱苦思索產生了“盡變西法”的維新思想，為了進一步開闊眼界，增廣見聞，他於1896年二月北遊訪學，首先到上海，希望在滬能拜會康有為，因後者已經離滬南下而未果。對康有為“心儀其人，不能自釋”的譚嗣同沒能在上海了結自己的心願，於是到了北京很自然地就會去結交康的得意門生梁啟超。梁啟超向譚嗣同介紹康有為學術思想之源流及一切微言大義，受到後者的熱烈歡迎，並且在思想認識上相當契合，譚嗣同感到梁啟超介紹的東西“競與嗣同冥思者十同八九”，於是自稱為康的“私淑弟子”。譚嗣同身為巡撫之子，能與康梁同一主張，自然引起梁啟超的極大興趣。他寫信給康有為，盛讚譚嗣同“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為最矣”，可充“伯理璽之選”。譚梁結識之後成為“講學最契之友”。梁啟超後來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說，他當時與夏穗卿、譚複生在北京住得很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麵，見麵就談學問。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寫道：“啟超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梁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