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瀏陽雙傑”
譚嗣同、唐才常為同鄉摯友，從小有著共同的誌向，1895年二人共創瀏陽算學館，1898年又同任湖南時務學堂教習，共建南學會及《湘報》、《湘學報》，慈禧政變後二人先後為中國社會的變革而舍生取義，以自己的生命喚起國人的覺醒，被譽為“瀏陽雙傑”。
譚嗣同（1866—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少年時在瀏陽曾師從歐陽中鵠，受到了嚴格的傳統教育。譚嗣同先後接受了康有為基於今文經學基礎上的維新思想的影響，又從清末著名佛學家楊文會居士學佛學，同時也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的影響，從而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維新思想。他曾在《仁學》中以“衝決網羅”為主旨發出了如下呼聲：
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
正是這種大無畏的“衝決網羅”的精神使他成為戊戌時期維新派中最激進的人士之一，也使他的維新思想達到當時維新思想的最高峰。
譚嗣同所著《仁學》接受了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並在此基礎上吸取《周易》的乾卦六爻，形成了“逆順兩三世說”，即洪荒太古之時為“無教主，亦無君主”的太平世，三皇五帝之時為“漸有教主君主”的升平世，三代之時為“君主始橫肆，教主乃不得不出而劑其平”的據亂世，此為所謂“內卦之逆三世”；“自孔子之時至於今日”，仍是“君統”的據亂世，而“天統”的升平世為“地球群教，將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國，將同奉一君主”，最終實現“元統”的太平世，那時“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廢，人人可有君主之權，而君主廢，此時為遍地民主”，這就是“外卦之順三世”。這一曆史觀雖是空想，但卻包含著可貴的曆史辯證法思想，即人類社會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曆史過程。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日新”的命題，也就是說，世界是每天都在發生著變化。
而變化的動力在於世界的本質，即“以太”的本身：“日新烏乎本？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正是這種曆史觀為他的維新變法思想提供了哲學基礎。
譚嗣同從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佛學中吸取的民權和平等思想則是他的維新變法思想的政治思想基礎。從民權和平等思想出發，他對封建君主專製主義進行了激烈和直接的批判。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平等思想。他指出：“仁以通為第一義”，而“通之象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這樣，他總結出一個“仁——通——平等”的公式。從這一公式出發，他提出要打破“四不通”，即上下不通、中外不通、男女內外不通和人我不通。而代之以“四通”，即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內外通和人我通。這些觀點都反映了資產階級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要求，也是譚嗣同提出“衝決倫常之網羅”的理論依據。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號佛塵，湖南瀏陽人，與譚嗣同“總角交”，從小同師從於歐陽中鵠，被並稱為“瀏陽二傑”。唐才常曾先後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校經書院，1894年考入張之洞辦的武昌兩湖書院。在武昌期間他與譚嗣同以及同邑人劉善涵往來密切。甲午戰爭後，他與譚嗣同等參與了瀏陽新式煤礦和瀏陽算學館的創建工作，又參與了《湘學報》的創辦，並擔任其主筆。他還積極參與了《湘報》、時務學堂和南學會的創建，並擔任了《湘報》的董事和主要撰稿人，時務學堂的中文分教習，以及南學會的“議事會友”。是湖南維新運動中的重要骨幹之一。在維新運動的實踐中，形成了他比較係統的維新變法思想。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旋回國組織正氣會，籌組自立軍。
1900年舉事失敗，就義於武昌紫陽湖畔。
唐才常在政治上的變法主張，他在《恭擬密籌大計籲懇代奏折》說：“張師統，以孔子紀年；易官製，以泰西為準；開國會，以日本作則；改律法，與公法相通。”所謂“張師統，以孔子紀年”，其目的不外乎是“憑藉師統之權，以改製變法”，為資產階級改良思想和變法主張尋找在當時條件下合法存在的依據。同時，也有限製君權的用意。所謂“易官製，以泰西為準”，就是廢除科舉製度，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任人製度，“設學部以總其綱，破年資以收其用”，“大選全球之政法，盡網仁俠之奇才。其奮勉求新者，則引讚機宜；其因循守舊者，則放歸田裏。亟撫士民以同權之意，特假督撫以變法之全權”。總的來說，就是要任用維新人士，淘汰守舊官員。所謂“改律法，與公法相通”，如前所述，就是主張“急宜設公法科與泰西律例之學”，“開中西條例館”，修改一切不符合國際公法的本國法律和不平等條約。
二、譚嗣同的《仁學》思想
《仁學》是譚嗣同的主要學術著作，其寫作背景，是應佛學家吳嘉瑞之邀，寫一篇研究中國的曆史和現狀的論文，交香港《民報》發表。
從1896年夏季起，譚嗣同在南京用了幾個月時間寫成此書。
《仁學》的立意，仁學即人學，鼓吹人權和人本主義。其寫作目的，是為了推動變法，“變法則民智”，“變法則民富”，“變法則民強”，“變法則民生”。《仁學》還力圖從聖教之旨、自然之理、孔子改製之道、《春秋》“三世”之義，證明“變化”、“日新”是事物發展的規律，為變法維新提供理論依據，並以“衝決羅網”的戰鬥精神，批判了封建專製，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平等、自由觀念。他認為，仁是自然與社會的一個普遍規律，或最高的哲學範疇，放諸四海而皆準，施諸萬世而不變。
依此發明就能揭露“數千萬之禍象”，掃蕩現實中一切桎梏。
《仁學》一方麵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另一方麵也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譚嗣同在說明自己的思想來源時說：“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98年）在他開的這個書目中，可以看出《仁學》是個中外古今的大雜燴。張載、王夫之以及西方傳來的自然科學，是其中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來源，《孟子》、《莊子》、佛教、陸王等是其中唯心主義傾向的思想來源，西方的社會學和墨子、黃宗羲等則是其中較激進的民主主義政治觀點的思想資料。書目中沒有包括長期占據封建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董仲舒、二程、朱熹的書以及《大學》、《中庸》等，因為這些正是《仁學》激烈抨擊的封建禮教。
“以太”是《仁學》中最重要的概念，作者把張載、王夫之的物質概念“氣”改為從西方傳教士那裏學到的“以太”，認為以太是宇宙和萬物的根源。什麼是“以太”？譚嗣同說：“吾所履之地，為一小地球；至於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萬而未已；更小之又小以至於無，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於空氣之中，日惟以太。”他不但把以太作為物質統一的本原和事物互相依存、貫通的媒質，而且把“以太”這種溝通世界為一整體的作用叫作“仁”，說：“以太是體，仁為用。”“以太之用之至靈而可征者，於人身為腦。……腦為有形質之電，是電必為無形質之腦。人知腦氣筋通五官百骸為一身，即當知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為一身也”譚嗣同用以太這個近代自然科學概念解釋仁的涵義，雖然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方法是可取的，從哲學上賦予“仁”以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