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的作用是什麼？譚嗣同說：“仁以通為第一義。”實現仁的途徑為“四通”，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這是人與人相通的四大環節，分別代表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男女平等和經濟平等，鋒芒直指民族壓迫、封建等級、男尊女卑和貧富不均。通的涵義在於彼此處於平等地位，在“自利利他”的原則上加強聯係。他認為以太是萬物之本原，無所不在，無所不通。作為以太之用的仁，自然也是如此。“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遠，鬼神之冥漠，猶將以仁通之；況同生此地球而同為人，豈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於我，我將師之，彼忽於我，我將拯之。可以通學，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況於通商之常常者乎！”並強調：“通之為平等”、“平等生萬化”。從政治角度考察，“仁——通——平等”這個學說體係，賦予了“仁”以民主的涵義，使傳統的“仁”的概念不僅有中國意義，而且有一定的世界意義。《仁學》的學術思想主要可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麵：
第一，提倡民權至上。《仁學》認為，要實現“上下通”，必須反對封建專製製度，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批判君主專製的思想武器是近代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以民權思想為其理論根據。首先，用“民擇君”的“共舉論”否定“君權神授”。他認為先有民，後有君，君由民舉，即“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如果“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無所謂叛逆也”。
其次用“民本君末”的民權論否定君權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他指出，君、臣與民之問是基於“通功易事”的關係，不存在統治與服從的關係，“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不僅如此，“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末也”。再次，用君權可變論否定君權不變論。在他看來，既然君為民所共舉，是為民辦事的，如果不稱職就可易人，“共廢之”，這是“天下之通義”，而君權世襲製則是“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
第二，鼓吹反清革命。《仁學》宣揚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根據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和民權思想，他不但批判中國曆史上的封建君主，且抨擊清王朝的專製統治，揭露清軍入關後“縱焚掠之軍”。“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所製造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事件，“豈不蓋悲乎”！他譴責清朝曆代“屢興文字之冤獄”，鉗製思想言論的文化專製，更痛斥當今統治者的賣國求榮，“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舉而贈之於人”。譚嗣同的批判較之其他維新派更大膽和激烈些，並勇敢地指出：兩千年來的君主專製是強盜政治，曆代的封建君主是獨夫民賊。
他激烈反對忠君觀念，認為“忠君”就是“輔桀”、“助紂”，並盛讚曆史上的“湯武革命”。他清楚地看到西方列強侵略、瓜分中國的危險，把反對侵略同反對清王朝的專製統治結合起來，從而使其社會政治思想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性質。
第三，批判三綱五常。《仁學》認為，要實現“男女通”，必須反對等級觀念和綱常名教，實行資產階級的平等博愛。從謀求思想自由和個性解放出發，變法應以批判三綱五常為起點。他批判君為臣綱，反對忠君，認為“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君主不仁，盡忠無異於助紂為虐。他斥責“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複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中國積弱深重，在於“上權太重，民權盡喪”，必須“廢君主，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批判父為子綱，認為“子為天之子，父亦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即同為上天之子，人格平等，父與子概莫能外。他批判夫為妻綱，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女子纏足和溺女嬰，尤其同情婦女的無權地位和不幸遭遇，力斥宋儒，“妄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瞽說”。他對綱常名教的危害性和欺騙性的分析也很深刻，認為三綱五常“能製人之身者，兼能製人之心”，既束縛人身自由，又禁錮人們思想。封建君權與綱常名教互相依存，前者利用後者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力，後者則因此而益加彰明顯揚。
第四，主張發展自由經濟。《仁學》中提出了“人我通”的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的理論。譚嗣同認為，“仁——通”是萬事萬物皆具有的規律。“通商”乃是“仁——通”在經濟領域的體現。譚嗣同以“仁——通”為基礎，進一步闡發了他的經濟思想：“夫仁者，通人我之謂也。”也就是說，隻有體現“通人我”精神，發展商品交換和流通，社會經濟才得以存在和發展。譚嗣同對“人通我”或“通人我”的提法十分自信，認為如果真能體現這種精神，中國南北各地就能自由發展商品交換和流通。否則，商品就會“南不至北，北不至南，日用飲食，各取於其地，不一往來焉。”為此，他力主廢除厘金製度，認為厘金“為嗆商務喉嚨之石灰氣”，“此商脈之所以絕，商戰之所以敗北，中國之所以貧且弱也”。譚嗣同根據“人我通”觀點論證通商貿易能起到“財均以流”的作用。在國內，如能做到“仁通”或“人我通”，就可達到貧富相通、社會財富通暢的目的，一旦“一人獲利，踵者紛至”，此即“自由”。
“不問官民”，“大富”可設大廠，“中富”可設中廠，“窮人”靠出賣勞動力則可以“賴以養”，此即“平等”。“富人”有錢，“窮人”有力，從而大家“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發其覆，遂至充溢普遍而收博施濟眾之功”，此即“博愛”。這樣一來，富人可以獲得巨額利潤，並增加自己的生活消費，窮人也可以解決生計問題。
第五，向往世界大同。《仁學》有破有立，對未來社會作了設想。
他說：“夫大同之治，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於君臣？舉凡獨夫民賊所為一切鉗製束縛之名，皆無得而加諸。”使“人人能自由，是必為無國之民。無國則畛域化，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裏萬裏，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唱隨。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仿佛《禮運》大同之象焉”。也就是說，在大同世界裏，經濟上貧富均等，政治上君臣平等，思想上自由博愛，破除人為的一切隔絕和對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同五倫中朋友關係一樣。他說：
“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顧擇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這些大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傳人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固有的傳統大同思想的結合，構建了一個帶有中國特色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雛形。
三、唐才常的學術思想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