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不像譚嗣同那樣有學術專著行世，其思想散見於1898年長沙刊本《覺顛冥齋內言》及《湘報》、《湘學報》、《民權索》、《大陸》、《亞東時報》等清末民初報刊。盡管如此，唐才常作為維新時期的代表人物，仍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係，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與外交等方麵。
在政治上，唐才常猛烈抨擊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製度，反對君主獨裁，呼籲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主張設議院，立國會。他認為政治製度不外乎君主製、君民共主製和民主製，而民主製最合理，歐美之所以富強，根源在於實行了資產階級民主製。國為民主製，“公權於民”，“人人出其愛力以保國權，而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因“官私其權”，人民無權過問國事，亦不關心國家，以致“四萬萬其人，且四萬萬其心焉”。（唐才常：《論公私》，《唐才常集》，嶽麓書社2011年版，下麵隻列篇名）唐才常認為民權與民主的實現，不必等到遙遠的將來，而是現世的事，君主立憲製並非人類社會必經的階段。
至於如何變革專製政體，唐才常認為“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逆而難”，而選擇“順而易”的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道路。（唐才常：《上歐陽中鵠書·十》）激進的資產階級民權民主要求與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道路，兩者的矛盾統一是唐才常前期政治思想的主要特點。
所謂“開國會，以日本作則”關係到唐才常對封建專製政治的批判和對資產階級國家政治學說的認識，是唐才常社會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對他以後的思想演變以至自立軍起義的宗旨都有直接影響。唐才常從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中吸取了大量政治養料，萌發了具有初步民主精神的民權思想。他說：“夫吾中國以四萬萬人而國者也，吾既為四萬萬人中之一人，則剖國權為四萬萬分，吾既有其一分，而可以搘拄之維持之”。曆代封建統治者都“視天下為其囊橐中之私產”，不允許人民有任何政治權力。唐才常卻大膽宣布“國者非一人之國”，每個國民都有一份政治權力，而且這一政治權力是應該自己掌握、維持，任何人都不能剝奪的。這一思想無疑是對封建君主專製政治的否定。
在否定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的基礎上，唐才常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體和君主立憲政體進行了比較。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唐才常的認識是矛盾的。一方麵，他盛讚美國的華盛頓“首創民主聯邦治體”，認為美國的富強是“民主之裨於治”的明證；另一方麵又認為法國的民主是不可取的：“若法民則以鴟張之焰，遏抑君權，使之必為民主以怙其私，則同是民主而有公私。”很明顯，唐才常的政治態度更傾向於君主立憲政體。他認為：“天尊地卑乾坤定，卑高以成上下位，有君即有臣，有臣即有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億兆京垓人之天下也，不能齊億兆京垓人以統於一，而天下爭，不能推一以及億兆京垓人，而天下亂”。（唐才常：《各國政教公理總論》）因此，他稱讚“英之君民共主，最稱公私交便”。唐才常認為君主立憲是最理想的國家政治製度，也就致力於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他的“易官製”、“開國會”等政治主張都是圍繞這一政治理想而提出的。他曾表達他為在中國實現君主立憲而不惜身敗名裂的決心說：“夫國者非一人之國，君者非一人之君。吾能使吾君公權於國，公國於天（下），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盡變祖宗之成法，與天下更始，則吾雖犯天下之大韙，負天下之惡名，粉骨齏身，所忻慕焉。”（唐才常：《辨惑（上）》）
在經濟上，唐才常主張大力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工商富國。他主張效仿西方設立“賽工藝會”，“大賽工藝，使有所觀感效法，以為華人之龜鑒，亦收回利權之一大關鍵也，而又隱寓趨重兵器之意於其間”。（唐才常：《擬設賽工藝會條例》）鑒於西方各國“護商民如護嬰兒，通其嗜欲，采其言論，商部大臣眠同手足”，唐才常主張農工商並重，批判中國官吏“彼以辱商妒商之心，抑勒攘削，不清其源，強塞其流”。在參與了湖南很多近代工礦企業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發展近代工商業的具體規劃和措施，如《擬設賽工藝會條例》、《擬自造各種機器遏洋貨利權議》，提出以機器“墾荒、治河、開礦”，以及“廢漕運、創銀行、行國債、修鐵路、設民廠、立郵政、廣商輪，及凡織造槍械，百端並舉”（唐才常：《孟子言三寶為當今治國要務說》）。他建議修訂海運政策，發展造船業，擴大對外貿易，仿效西方各國於“所立商埠要區，俱設公使領事，屯泊水師兵舶，以資護衛而壯聲威”。（唐才常：《曆代商政與歐洲各國同異考》）他力主改銀兩為銀元，設立官銀行，“推行既廣，銀鈔並盛，遇有大故，數千百萬之資財，可以取之俄頃，而富強之效，即權輿於是”。（唐才常：《錢幣興革議》）他抨擊清政府的苛稅政策：“中國此時不大改政法，廣求利源，而欲於加稅一節，捧土以益泰山，杯水而救車火，隻取辱耳，豈有幸哉？”倡議撤厘卡，免出口稅，增人口稅，不數年間，中國將“機器遍地，製造大興，工商礦鐵，利權收入”。（唐才常：《各國猜忌實情論證》）
在文化上，唐才常猛烈抨擊落後文化及綱常倫理，視時文為流毒：
“吾中國之塞智摧權腐心亡種亡教以有今日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唐才常：《時文流毒中國論》）提倡西方實用之學，“我中國不欲保種則已，如欲保種，必尊崇西人之實學”。（唐才常：《瀏陽興算記》）“先廢時文帖括之業，廣立天文、算學、武備、輿地、格致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驟開，人才乃能崛起，國權乃能抵距，而不蹈北洋前此有名無實之弊。”（唐才常：《孟子言三寶為當今治國要務說》）但他主張治新學先讀古書，因為孔孟學說已包含新學內容，孔子改製即是推行民權，《春秋》中已有國際公法，以表明其維新主張符合孔孟道統。唐才常進一步提出了廢科舉，興學校的主張。他把廢科舉，興學校同國家之興亡聯係在一起，認為“變通學校，最為當今急務”（唐才常：《擬遊曆例言》）。同時，他還提出創辦專門學校，培養專門人才，派留學生出國等建議。這些主張體現了“新民，新學，新心，開民智”以及為發展資本主義培養人才的精神。
在外交上，唐才常認為任何國家隻能以相通求自存，應加強相互問友好交往，“夫國於地球之上，必欲孑焉而獨立，微獨今所不能，亦且古無此理”。（唐才常：《交涉甄微》）“中國通亦通，不通亦通，與其通於人而失自主之權，何如通於己而擴小民之利？”（唐才常：《外交論》）與各國交往應不卑不亢，既不盲目自傲，也不自卑自賤，“去其驕心固心”，“去其畏心葸心”。（唐才常：《通塞塞通論》）與各國交往的目的，隻在智其良，強其學，富其本，不在挾憤尋仇之舉也。
唐才常希望與列強平等相處，通過“弭兵會”評定是非曲直。但列強侵華的殘酷現實使他痛悟：“彼其用心，蓋亡其國而猶未已也”，中國隻有奮發自強，先強其政、學、教，而後能強其種；否則深固閉絕，日麵漆室。鑒於列強間的明爭暗鬥，他提出中國可采取“聯英日以抗俄國”的外交策略，“合中、日、英之力，縱橫海上，強俄雖狡，必不敢遽肆其東封之誌。法、德雖名附俄，豈能仇英、日而犯五洲之不韙？”（唐才常：《論中國宜與英日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