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短暫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民主憲政理論的問題。從他的論述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兩種基本的解釋維度：一是以“主權在民”抑或“人民當家作主”為內核的革命民主主義：一是強調製度與程序的憲政民主主義。宋教仁思想中的這兩種解釋取向糅合在一起，理則存在諸多的矛盾與衝突。但是隨著其政治經驗的逐漸豐富、民主理念的不斷發展，這兩種民主的取向亦表現出一前一後的階段性，前一種“革命民主主義”取向主要表現在民國建立以前的革命鼓吹之中，後一種憲政民主主義的向度則更多地表現在民國基本政治製度通過《臨時約法》確立以後的議會、責任內閣以及政黨政治的宣傳與實踐之中。宋教仁對於民主的解釋與強調有一個從偏重“人民”權力、強調變革乃至暴力革命，向側重以自由憲政為主導的民主的移動、發展過程。此一對於民主解釋取向側重點的轉移過程，正好與這一實踐過程——同盟會從一個秘密的革命團體改組為一個公開的“革命的政黨”，並進而謀求成為執政黨——相契合。
宋教仁是革命黨人中最早研究歐美憲政思想，揭批君主立憲實質，提出民主憲政主張，探索實施憲政途徑並卓有建樹的政治家。憲政的標誌是立憲，實質是民主、法製、人權。宋教仁是立憲的拓荒者，是民主、法製、人權的衛道士。在這一領域多有建樹，為中華民族留下了豐富的憲政遺產。
三、宋教仁在湘學中的地位與影響
宋教仁逝世後，社會各界紛紛表示痛心惋惜，當時許多名人紛紛題寫挽聯，一時蔚為大觀。孫中山致誄詞：“作民權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送挽聯：“三尺劍，萬言書，美雨歐風誌不磨，天地有正氣，豪傑自牢籠。數十年季子舌鋒，效莊周索筆；五丈原，一抔土，臥龍躍馬今安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灑幾點萇弘血淚，向屈子招魂。”孫中山當初引經據典，如訴如泣的七十字挽聯，其實已對宋教仁作出了客觀公正的蓋棺論定。
根據孫中山這一評價，人們認為，宋教仁的曆史地位可從三個方麵定位。
一、運籌辛亥革命，是與孫中山、黃興齊名的“辛亥三傑”。從1903年同黃興一起組建華興會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開始，宋教仁一生都致力於推翻封建專製統治的民主革命。運籌帷幄，矢誌不渝。
二、繪製共和藍圖，是名符其實的“共和國魂”。宋教仁在革命黨人中最具遠見卓識，早在革命黨人圖謀武裝推翻清王朝之初，他就開始謀劃未來的國家政權建設。為了探求建國方略，他潛心研究歐美政治法律製度，先後翻譯了英、美、德、法、日、俄等八個國家的十二部政治典章和法律製度，在吸取歐美製度精華的基礎上，思考和繪製共和藍圖，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製度設計方案。孫中山讚其為“作民權保障”，“美雨歐風誌不磨”。蔡元培稱其為“抱有建國方略第一人”。
三、奠定憲政基礎，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憲政之父”。
曆史上許多愛國英雄嶽飛、文天祥、鄭成功、林則徐、鄧世昌……他們的愛國壯舉，都是肩負重任的職務行為，唯有宋教仁是個特例，他置生死於不顧的愛國義舉是全憑自覺的義務行為，因而更加感人，備受推崇。美國史學家普萊斯，日本學者片倉方和、鬆本英紀等不遠萬裏，多次來中國，來宋教仁的故鄉考察，收集宋教仁的生平事跡材料，為其著書立說，傳頌推崇，宋教仁的愛國思想和報國義舉不僅載入了中國史冊，同時也被載入了世界史冊，成為中外崇敬的愛國典範。
宋教仁一生致力於推翻專製統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革命和反對列強侵略，拯救國家危亡的民族鬥爭。此外，在教育、廉政等領域也多有主張，大有建樹。他開啟湖南現代教育。1902年，二十歲的宋教仁上書湖南巡撫“請改嶽麓、求忠、城南書院為學堂”，洞中教育時弊，深得當道賞識，批示“照準施行”、“湖南之有學堂，宋氏功不可沒”。
他首倡普及教育，提出“教育以期普遍，合教蒙滿回藏，陶熔一致，不分東西南朔，畛域胥泯”。創辦桃源第一所鄉村小學堂、倡辦桃源一中、創辦江漢大學……他主張教育立國，在其代草的《國民黨之大政見》一文中明確指出“教育為立國根本，振興之道，不可稍緩”，將“振興教育”列入國民黨的十大政策主張。
他首創廉政公開承諾，1912年4月任北京政府農林總長，即在《民立報》刊登《宋教仁啟事》，告誡親朋故舊，謝絕請托幹謁；他首開財會公開先河，6月在第三十九號政府公報登出《農林部谘財政部5月決算清冊》；他拒絕金錢利誘，10月回鄉省親，袁世凱饋贈現金支票五十萬元，他“原票奉璧”，分文不取。成為一個世紀以來人們景仰推崇的廉政楷模。
宋教仁影響深遠。蔡元培在《我之曆史》序言中說：“（同盟會）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數，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數，宋漁父先生其最著也。”宋教仁組建國民黨，主張政黨內閣，矛頭直指袁世凱，袁世凱也是洞若觀火。在與楊度的一次談話中，袁世凱說無論孫中山，還是黃興都好對付，“頂難駕馭的，隻有一個宋教仁……以暴動手段，來搶奪政權，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來爭取政權，卻厲害多了”。為擺脫日益困窘的境地，袁世凱使出了慣用的撒手鐧——收買。
他先是許願，要讓宋教仁當總理，孰料“不戀權位，隻重政見”的宋教仁堅辭不就。當然，為了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宋教仁並非不願任職，隻是總理之位，必須通過堂堂正正的競爭選舉，組成純粹的政黨內閣，名正言順地得到。正如美藉學者唐德剛所說：“宋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並非可怕之人……宋教仁不是袁世凱、蔣介石那一流的人物。”
宋教仁對毛澤東影響很大。他是毛澤東早期接觸社會主義理論的啟蒙者。根據斯諾《西行漫記》和陳晉主編的《毛澤東讀書筆記解釋》記載，1911年宋教仁以“漁夫”筆名在《民立報》發表了《社會主義商榷》一文，係統介紹了社會主義基本派別，主張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製度。該報是宋教仁、於右任和章士釗在上海主辦的，是辛亥時期革命黨人在國內最重要的宣傳陣地，影響很大，當時十八歲的毛澤東就讀過這篇文章，第一次接觸了社會主義理論。毛澤東曾對斯諾說，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民立報》，它經常討論社會主義，我從這裏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我也同其他同學討論社會主義。此後毛澤東放棄了改良主義立場，向革命派轉變。八年後的1919年，毛澤東在他創辦的《新湘評論》上寫文章還提到宋教仁當年對自己的深刻影響。
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向覃振表達了對宋教仁的敬意。覃振是辛亥革命時期“桃源三傑”之一，即宋教仁、覃振、胡瑛。胡瑛是武昌起義組織策劃者之一，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湖北軍政府）外交部長和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山東省都督，後來成為袁世凱複辟帝製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袁世凱死後又參加了護法運動，1933年在南京病逝。當時“桃源三傑”就剩下覃振。覃振是西山會議派人物，當過國民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長和司法院副院長，1943年主導廢除了包括領事裁判權在內的一係列外國特權和不平等條約，是1943年廢約的有功之臣。在重慶期間，覃振與毛澤東多次見麵，毛澤東特別提到宋教仁，表達了對桃源三傑的曆史敬意，並且送了一件羊皮大衣給覃振。
毛澤東曾肯定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毛澤東在1954年主持製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次毛澤東在談及憲政曆史時，對宋教仁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作了曆史性肯定，並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做了推薦，請他們認真閱讀。他說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一個比較好的東西，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毛澤東對宋教仁憲政活動和重要事功的肯定是符合曆史實際的。如果說宋教仁此前起草的《中華民國鄂州約法》是中國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法令，規定人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言論、出版、通信、信仰、遷徙等民主自由權力，確定了三權分立原則，那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則沿襲了《鄂州約法》的基本內容，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憲法。
宋教仁是辛亥元勳、共和國魂、憲政之父、愛國典範和廉政楷模。
作為湖湘兒女，宋教仁以自己的文章與生命，為祖國，也為湘學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湘學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他的著作體現了經世致用的湘學特征，其愛國主義精神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