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楊度的生平與著述
楊度（1875—1932）原名承瓚，字皙子；後改名度，別號虎公、虎禪，又號虎禪師、虎頭陀、釋虎。湖南省湘潭縣薑佘石塘村人。
楊度祖先世代務農，到他的祖父楊禮堂參加李續賓部湘軍，任哨長，正四品都司銜。大伯楊瑞生隨其父參軍，父子同在一營。在三河之戰中楊禮堂陣亡，楊瑞生死裏逃生。楊瑞生後來因軍功升為總兵，駐歸德鎮、朝陽鎮等地。他的父親楊懿生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務農，兼作吹鼓手。楊度是其長子，另有弟楊鈞（字重子），妹楊莊（字叔姬）。楊度十歲喪父，過繼給伯父。楊鈞善詩、文、書、畫、印，楊莊亦工詩文。楊瑞生駐歸德時招楊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歲改名為度，字皙子。伯父遷關外朝陽鎮時，楊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緒十八年（1892）楊度考取秀才。次年參加順天府鄉試，一舉成為舉人。以後則很不順，參加光緒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會試均落第。會試期間恰逢康有為等人公車上書，他亦附和，並認識了梁啟超、袁世凱、徐世昌等人。會試失敗後還鄉，師從衡陽東洲、船山書院一代名儒王闓運（壬秋，湘綺）。楊度在王門學了三年，他醉心於王氏帝王之術，這對他以後的一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不顧王闓運的勸阻，瞞著老師自費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書院師範速成班，與黃興等人同學。為了籌辦《遊學譯編》獲得經濟支持，楊度回國。隨後奉師命謁見了張之洞，受到張的稱讚。翌年被保薦入京參加新開的經濟特科進士考試，初取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梁士詒被除名，楊度受到牽連，也被除名，並受到通緝。不久，楊度再赴東京，入弘文學院學習。這年秋天，楊度與梁啟超在橫濱相遇。10月，感於“國事傷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國說》，作《湖南少年歌》，發表於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上。其中有“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句，曆來為國人所稱道。
1904年，楊度轉入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國憲政。他在東京和孫中山就中國革命問題辯論數次，“聚議三日夜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弊，暢言無隱”。他不讚成孫的革命思想，但他將黃興介紹給孫中山，促成孫黃合作。不久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力邀楊度參加，他拒絕參加，願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堅持走君主立憲救國道路。
1905年，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並稱清國人“放縱卑劣”，留日學生群起抗議。楊度以幹事長的名義遞交抗議書。
翌年，清政府派出鎮國公載澤、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歐、美、日）考察憲政。為了交差，熊希齡赴日請楊度和梁啟超捉刀起草報告，楊度寫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梁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由此博得大名。
1907年，梁煥奎、範旭東籌備湖南憲政公會，楊度為會長，起草《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次年春，袁世凱、張之洞聯合保薦楊度，說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袁世凱安排他在頤和園向皇族親貴演說立憲精義，極力主張開設民選議院，成為晚清朝廷“憲政專家”。清政府關於立憲的文件多出於楊度之手。在宣統三年成立的“皇族內閣”中，楊度是統計局局長。楊度和袁世凱私交頗深，關係非同一般，又懷有知遇之感。他認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師。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來到袁世凱的故鄉，成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大臣。由於他與孫中山、黃興和袁世凱都有密切關係，因而與汪精衛一起發起“國事共濟會”。作為袁的代表之一，負責南北調停。
民國三年（1914），袁世凱解散國會後，楊任參政院參政。四年（1915）4月，楊度呈送《君憲救國論》：“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故以專製之權，行立憲之業，乃聖君英辟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深得袁世凱的讚許，稱之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凱政府學部大臣任內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嚴複等人共同發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君主立憲，為袁世凱稱帝鼓吹。袁世凱對其恩寵有加，並親自賜匾題字，稱他為“曠代逸才”。洪憲帝製一出台，便遭到全國上下的唾罵聲討，在家鄉被罵為漢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啟超稱其為“下賤無恥、蠕蠕而動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凱卒，臨死前大呼“楊度誤我”。楊度寫下挽袁聯：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複斯言。
袁世凱死後，楊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門，在天津、青島外國租界閉門學佛，在出世、超脫的佛學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過去。以“虎禪師”為名寫了不少論佛的雜文和偈語。
君主立憲失敗後，他的政治主張逐漸轉向民主共和。1922年，陳炯明叛亂，他受孫中山委托，作為中山特使，通過夏壽田遊說曹錕（夏壽田此時是曹的秘書），製止吳佩孚援陳，幫助孫中山度過政治危機。
這期間，他開始和一些共產黨員交往，在上海時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李大釗。1927年在北京設法營救李大釗、成舍我。1928年寓居上海，以賣字畫為生，為杜月笙門下“清客”，為共產黨提供過不少情報。楊度的最後的一篇文章是為杜月笙寫的《杜氏家祠記》。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時，楊度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潘漢年介紹，伍豪（周恩來）批準，秘密入黨，與周單線聯係。他的黨員身份鮮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後周恩來病危時才公之於世。1975年冬，周恩來在重病和王冶秋談話時說，在重新修訂《辭海》時，對中國近代曆史人物的評價要客觀公正。他特別提到了楊度晚年參加共產黨一事：“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
楊度晚年根據孫中山的建議，準備撰寫的《中國通史》，做了許多準備，並寫好了大綱，然而沒有完成。1932年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