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病中自題挽聯：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過去事；
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楊度的主要著作有：
《虎禪師論佛雜文》三集，民國自刻本。
劉晴波主編：《楊度集》，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檔案館編、楊念群點校：《楊度日記》（1896—1900），2001年，新華出版社出版。
二、楊度的帝王之學與君主立憲思想
在近現代史上，楊度是個怪人，從他的生平經曆中，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異於常人之處。這些有的是時勢造成的，有的是他主動爭取來的。
楊度的從學不同於封建社會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統的士子，讀高頭講章，死摳八股；也不是像風流才子弄些華章綺句。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壬秋對楊度也優待有加，並可以隨便開些玩笑的。在《湘綺樓日記》中常稱楊度為“楊賢子”。楊度跟著王壬秋學的“帝王之學”。後又醉心於新學，到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學師範，以後又轉入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國憲政。
楊度自幼聰穎過人，過目不忘，少小有大誌，被人目為神童。他十三四歲時從學於湖南名儒王闓運。王闓運早年曾為曾國藩幕僚，曾勸說曾國藩反清自立為帝，被曾視為“妄人”而斥退。後專心講學，學生達數千人。王闓運傳授的學問，有三項，即功名之學、詩文之學與帝王之學。功名之學就是科考之術，光緒二十四年榜眼夏壽田便是此學的佼佼者；詩文之學，不為科考，齊白石即出自王門。但是王闓運認為，他最高深的學問——帝王之學卻隻有聰明絕倫的楊度能繼承，因此視其為衣缽傳人，傾其所有盡心傳授楊度。
王闓運傳授給楊度的“帝王之學”，不外乎審時度勢，輔君王以管霍之道，或亂世之中效法諸葛孔明，成明主以成霸業。楊度年少即得大名，自恃天下英才，狷狂放傲，甚至於譏諷諸葛亮不善用兵，“隆中三分之策，幸而獲成”。他對自己的期望太過美好。
按照有的學者解釋，帝王之學，在中國也叫“帝王術”，在西方叫“馬基雅維裏主義”。
什麼是“帝王之學”？說簡單一點就是物色、選擇、擁戴、輔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學。在輔佐“非常之人”時，設計非常之謀略，建立非常之功勳。崇尚這種學問的把它稱作“帝王學”，可是自古以來多稱其為“帝王術”，認為它是有“術”無“學”的。“帝王術”一詞大約最早出現在《史記·商鞅列傳》的讚語之中。司馬遷在評價商鞅的為人時說他是“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從這些話中可知，司馬遷心目中的“帝王術”的內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諸方麵：一，進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學說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挾持浮說）。三，重術不重德。四，刻薄寡恩。
這些描述說明“帝王術”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沒有終極關懷，因而把它定位為“術”是很恰當的。因為它隻是個“術”，也就缺少規範，目的就是一切。傳統文化的非規範性的一麵在“帝王學”上表現得特別強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韓非，所繼承的法、術、勢三家，其中就有“術”。但是，最赤裸裸講“術”的還是縱橫家，在政治和軍事活動中他們隻講目的，不計手段的。這些人物活躍於戰國時期，《戰國策》一書中記錄了他們穿梭於各國之間，縱橫捭闔，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挑撥離間，搬弄是非，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輔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寶座。他們有《鬼穀子》、《陰符》這樣的“經典”，有鬼穀子這樣的“見首不見尾”神秘的祖師爺和蘇秦、張儀這些戰國時期活躍的成功人物。因而，縱橫家就成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範例的搞“帝王術”的專家了。所以，這個學派搞的“術”更具有影響力，縱橫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動方式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基因（DNA）之一，它潛伏在我們的文化機體之中，不時會表現出來，特別是外部環境有利於它存在和生長的時候。在談到中國文化基因時，曆來隻重視儒、釋、道三家，對於縱橫家很少有學者提及。實際上，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識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滿意儒家思想、具有個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對縱橫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為取得功名富貴的手段，特別是動亂時期。這種以陰謀詭計為黑箱策劃、以縱橫捭闔為公開手段的活動更是為許多文人士大夫所認同。我在拙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指出社會動亂時，遊民活動最為劇烈。遊民的隻講利害，隻講敵我，不講是非的性格特征與搞“帝王術”的縱橫家們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換代的激烈的鬥爭中，“帝王術”與遊民的思想意識融合起來，這樣更強化了“帝王術”操作中的非規範的一麵。
因此，可以說“帝王術”就是中國的馬基亞弗裏主義。
清末民初正是社會大動亂時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侵入，宗法社會進一步解體；此時，人口增加很快，而脫離了宗法網絡的遊民增加更快，各種遊民的秘密組織遍及長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國起事和流動性的作戰裹脅走了許多遊民，曾國藩組織湘軍，其兵源也以遊民為主。可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曾國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統領的湘軍，以免朝廷疑慮。像楊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極少數，絕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遊民生活狀態之中。這些已經見過很大世麵的“退伍兵”們，其思想意識卻和他們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們改變自己命運的願望更強烈，更富於冒險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處境的手段。湖南遊民秘密組織也很發達，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開化、乃至公開化。文人士大夫也與組織化的遊民領袖交接往來，甚至把與他們共事看成一種時髦（如譚嗣同就與秘密會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遊民的思想性格滲入文人士大夫也是不奇怪的。何況傳統湘學中的“帝王術”與遊民非規範性的作風本有相一致的地方。
了解了“帝王學”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楊度的性格與思想意識及其行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僅是社會與政治製度的劇烈轉型期間，同樣也是舊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識分子的轉化時期，於是，便產生像楊度這樣把政治活動作為唯一生活選擇的半新半舊的知識分子。他們還以為官為最佳出路，不過與古代文人士大夫掛在口頭的“達則兼濟天下”不同，他們的口頭禪是“救國”。為此，他們在不同政治傾向的軍閥之間穿梭往來，他們不是軍閥，但往往比軍閥的影響力還大。這是一批人，章士釗、白堅武（吳佩孚的幕僚，李大釗的好友）都是這類人物，楊樹達也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