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術盡管名聲不佳，但作為馳騁政治沙場的利器，千百年來一直為人樂此不疲，可以斷言，隻要有人，有政治，就一定有帝王術的流行。而帝王術常常被當成工具，一旦賦予它高尚的價值理性，勢必會為人類帶來福音——最偉大的帝王術，就是為國家立法；從帝王之學的政治人，更應該以成為一個偉大的立法者而期許。這就要說到憲政。我們都知道，憲政不是天上自動掉下來的餡餅，憲政之花的綻放，需要一國之民無以計數的汗水、淚水乃至血水來澆注，更需要有人敢為天下先，立誌做那製度的設計與踐行之艱苦工作。立法者的光芒便顯現於此——為中國之憲政造法，正是楊度等一代憲政人的夢想。
楊度一直強調法治，即使在《君憲救國論》這樣的適時之作中，他也說：
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製，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製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製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於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
據說梁啟超讀到這一段，“深歎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毋已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梁任公一語中的。這就是楊度的帝王術的軟肋。當帝王術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即是憲政的最大敵人。楊度鼓吹君主立憲，隻能是一廂情願而已。
楊度的君主立憲思想正是來源於王闓運的帝王之術，但他早已從正統的儒家思想中超脫出來，不再把道德的力量看成是最終的決定力量，而是把事功也即物質的力量看成世界發展的力量。這種思想的形成與當時愛國精神的激發、國內外政治形勢的推動、帝王之學的熏陶、個人經曆與性格影響都有關聯。
集中反映楊度君主立憲思想的文章是他寫於1917年的《金鐵主義論》，在這篇長達十四萬字的文章裏，楊度較係統地闡述了他的君主立憲主張，“金鐵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要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能與西方列強角逐世界的經濟、軍事大國，實現“金鐵主義”的途徑是改變政體，變君主專製為君主立憲。
楊度發表於1915年的《君憲救國論》就是他全麵闡述其君憲思想的宣言書，楊度認為，隻有他的“君憲”才是正當可以“救國”，明顯帶有政治偏見與個人目的。這就是否定“共和”，為袁世凱稱帝賣命，這不能不說是他個人一生中難以抹去的汙點。
楊度的憲政思想中，製度化取向的變革措施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製定限製王權之憲法，建立責任政府，以及成立賦予人民以參政權的國會。在這三個問題上，開國會問題最重要。他認為，評價憲法高低的主要標準是國會。在這種意義上看待當時世界上的君主立憲國家，英國憲法是最高的，德國次之，日本憲法的檔次最差。楊度認為：“既有國會，斯不患無憲法；且必有國會，而後有程度較高之憲法。何以故？必有國會而後國民有提議憲法、承認憲法之機關，始可以國民之意識加入於憲法範圍之內，乃可望憲法之程度高也。”楊度不僅在理論上倡導開國會，而且身體力行，上書政府，演講。期望政府在一、二年內能夠開設民選國會。1907年9月，他發起了憲政研究會和湖南人民向當局的大規模請願運動，在憲政編查館，楊度時刻以倡導開國會為己任。在民間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後，當局不得不考慮確定召開國會期限問題。楊度在袁世凱、張之洞相召時，說：
公等以開國會相召，仆以開國會應召而來，此次能否留京，以開國會與否為斷。若仍枝枝節節辦起，公等幕下人才濟濟，似無須用仆參與其間。此次晉京，專為國會而來，如政府不早頒布開設國會年限，仍當出京聯合各省要求國會。在朝既不能為富貴所淫，在野更不能為威武所屈，宗旨已定，生死禍福，皆所不計，即以此拿交法部，仍當主張到底。
按照1908年8月27日當局公布的《逐步籌備事宜清單》，1908年谘議局籌備完成，1909年一律選舉開辦；1909年頒布資政院章程，完成選舉，1910年開院；1916年頒布議員法和選舉法，選舉議員；1916年宣布憲法。1909年籌備城鎮鄉地方自治，1913年城鎮鄉地方自治一律完成，1914年府廳州縣地方自治一律完成。1909年定中央官製，1910年定地方官製，1916年一律施行新官製。1910年到1915年，各級審判廳一律成立。上述規劃完整地體現了一個係統的憲政化綱領和步驟。按照原定計劃，1916年是中國進入憲政化的關鍵一年。憲法製定，國會建立，新官製施行。在如此短的八年時間內完成如此多的憲政改革事宜，在世界憲政曆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例如，日本維新在民治元年，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盡管如此，立憲派在當時仍然未能與當局形成默契，以立憲派主將楊度等人發動的數次開國會運動是立憲派在中國近代立憲過程中最大的敗筆。
如何評價楊度的君主立憲思想，學術界有不同意見。由於他組織籌安會，策劃洪憲帝製，改革開放以前學術界一直持否定態度。近三十年來，學者們對楊度君憲思想的評價漸趨客觀，目前學術界對楊度君主立憲思想的評價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持基本肯定態度，認為，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同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體，兩者無本質的區別。在“共和立憲”名存實亡的情況下，作為憂國憂民的中國知識分子重新提“君主立憲”問題亦未嚐不可。即使把共和立憲製改為君主立憲製，也不能簡單地視為複辟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