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不夠發達的國家如何走向社會主義？這是十月革命勝利後尖銳地擺在布爾什維克黨麵前的人類曆史發展中的一個新課題。建立一個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體現蘇維埃製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的政治體製，則是這個新課題中的重要的、在當時甚至有決定性意義的組成部分。
解決這個任耷，確無現成的具體方案，隻有在實踐中逐步摸索前進。這是一個不斷實踐、反複認識的過程。從十月革命前建立髙度民主的政治製度的設想，到國內戰爭開始以後蘇俄政治權力向集中的方向轉變，從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發展無產階級民主製度的努力，到列寧病重期間提出改革政治製度的主張，在這短短六七年卻又頗為曲折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製改革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啟示。本文試就蘇俄政治體製確立和發展的過程以及某些經驗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製度的設想與政治權力的集中
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政治製度？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和列寧十分推崇巴黎公社的經驗和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個經驗的總結。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曾指出它表明了“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製的發展方向”。恩格斯後來總結說，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應該同公社一樣，立即盡量除去舊國家的禍害的“最壞方麵”，即通過實行選舉製、撤換製和對所有公職人員隻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這樣“兩個正確的辦法”，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中構想的無產階級國家管理製度也是“人民管理製”、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製，讓“所有的人”參加國家管理的製度。“讓群眾自下至上地直接參加整個國家生活的&豐建設”，“要建立由群眾自己從下麵來管理整個國家的製度”。“工人在奪得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構打碎，把它徹底摧毀，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為了這些人變成官僚，就會立即采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辦法：（1）不但實行選舉製度，而且隨時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呀彎吟冬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坪彎印冬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年坪冬都不能成為‘官僚’。”
十月革命勝利後初期，蘇維埃俄國政治體製的建設就是朝著使所有人都來參加國家管理的基本方向進行的。布爾什維克黨莊重地宣布政權屬於勞動群眾及其代表蘇維埃。1918年1月，由列寧起草的、經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批準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宣布，“政權應當完全地、絕對地屬於勞動群眾和他們的全權代表機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這個宣言後來同1918年7月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維埃憲法一起構成蘇維埃共和國的根本法。
在實踐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以極大的熱情和巨大的努力，來喚起和組織人民群眾積極參加新國家的管理工作。列寧在1918年3月黨的七大上強調指出，“蘇維埃政權是群眾立即開始學習管理國家和組織全國範圍內的生產的機構。……對我們來說，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勞動者來管理國家……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個黨所能實現的”。在建立蘇維埃政權機關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黨選拔了大批優秀的工人和士兵進人國家機關，並讓他們擔任重要職務。當時的外交、內務、勞動和工商業人民委員部就是分別由海軍中的優秀戰士、在十月革命中做出重要貢獻的普梯洛夫工廠先進工人、冶金工人、海員和河運工人參加組織的。在蘇維埃國家機關、經濟管理機關中，工人占有很大的比例。
但是，實踐越來越表明，在俄國立即實行或者在較短時間內做到所有的人都來參加國家管理和監督工作是不現實的。
國內戰爭開始以後，蘇俄政治體製的建設發生了由建立高度民主政治的理想和初步嚐試，向著權力集中、民主受到相當程度限製的方向轉變。這一轉變，主要表現在下列六個方麵：
第一，從人民管理製向著黨代表人民管理國家的製度轉變。這是最重要的轉變，是總的轉變。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俄國的落後性，還不具備人人參加國家管理的前提。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俄國是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在革命前，9一49歲的居民中竟有72%的文盲。在革命後初期，這種情況也未有重大變化，到1920年，識字的人也不到1/3.在非俄羅斯民族中，文盲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大了。據統計，十月革命前，塔吉克人、亞庫特人、土庫曼人、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人中文盲竟分別占全體居民的99.5%、99.3%，99.3%、98.4%、98.4%！這說明，即使國家的管理工作被簡化到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監督和登記的手續，俄國當時也無法實現人人都參加管理。
俄國的落後性還表現在長期的沙皇封建專製統治使人民群眾沒有可能受到普遍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熏陶和訓練，造成了相當一部分群眾、特別是占俄國人口80%左右的農民群眾還缺乏社會主義的政治熱情。如1919一1922年，農民參加蘇維埃選舉隻占選民的22%、有時隻占9%。
正是由於俄國的落後性，使得實際上參加國家管理的工農隻是極少數。列寧曾說道，“一年來實際管理俄國、執行全部政策並組成我們的力量的工人階層，其人數是極少的。”“我們現在幾乎常常必須依靠為數極少的先進工人來管理我們的國家”。
1919年3月在黨的八大上，列寧作出了重要結論：“蘇維埃雖然在綱領上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群眾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這一結論表明，蘇俄政治體製還不是“人民管理製”，而是由無產階級的先進階層，即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的體製。
第二，從多黨合作掌權向一黨執政的轉變。二月革命前，俄國政黨林立；二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隻有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小資產階級政黨才存在合作不合作的問題。建立什麼樣的政黨體製，布爾什維克並不是從某種現成的公式出發，而是從當時的政治鬥爭形勢和社會主義革命利益出發的。
二月革命後，列寧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這一口號本身就意著要建立一個包括一切革命民主黨派在內的蘇維埃聯合政府。但是，在蘇維埃中占據多數，勢力很大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卻采取了對資產階級妥協投降的方針，使蘇維埃曾經成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附屬品，建立革命民主政黨聯合政府的嚐試沒有成功。布爾什維克黨在準備同其他民主黨派聯合掌權的同時，也“隨時都準備奪取全部政權”。
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取得勝利的時刻，全俄工農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選出其常設權力機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布爾什維克62人，左派社會革命黨等民主黨派的代表39人。這是一個多黨聯合的權力機構。新的工農政府——人民委員會的15名成員則是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新政府成立前後，布爾什維克邀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參加政府，遭到動搖不定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拒絕。後來隨著右翼政治勢力組織“清一色的社會主義者政府”企圖的破產，由於布爾什維克黨耐心的說服和必要的讓步，兩黨才達成了協議，由7名左派社會革命黨的代表參加政府，擔任司法、郵電等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條件是左派社會革命黨的人民委員在自己的活動中有義務執行人民委員會的總政策。這就出現了由兩黨組成的聯合政府。與此同時，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成也發生了多次變化。左派社會革命黨的代表曾由10月26日的29名增至11月底和12月中的113名、112名。布爾什維克則隻增至92名、97名，到1918年1月初，才超過了左派社會革命黨的代表數（182：111）。
1918年3月，在全俄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批準布列斯特和約以後，反對簽訂和約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員會，兩黨從合作走向公開分裂。1918年7月初，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提出改變蘇維埃政府內外政策的決議案，在其決議遭到大會多數的否認之後便在莫斯科發動軍事叛亂。叛亂被平定後該黨瓦解了。1921年3月，幾乎所有的小資產階級黨派都不同程度地參加了喀琅施塔得的叛亂。蘇維埃政府鎮壓了這次叛亂，實際上也就取消了他們的合法地位。1922年6—8月，蘇維埃政權對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首領和骨幹分子進行審判，此後許多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首領紛紛外逃，其組織也從蘇俄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了。這年年底，一黨獨掌政權、一黨獨存的政治局麵便在俄國牢牢地確立下來了。
第三，從強調實行選舉製到委任製的普遍實行。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提出，在我們所要的共和國裏，“一切官吏自下而上全由選舉產生並可以根據人民的要求隨時撤換”。
但是國內戰爭開始以後，整個共和國變成一個軍營。黨政組織的軍事化，工作方法上的戰鬥命令製和組織製度上的“極端集中製”，使任命製普遍實行起來。黨的八大確定了黨的工作人員的分配全部由黨中央委員會掌握的原則，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又提出在特殊情況下，對應由選舉產生的職務實行任命在原則上是必要的，雖然同時建議在分配工作人員時一般應以推薦代替任命。內戰期間，俄共（布）中央向黨、政、軍、工會等各級機構委派了大批的領導幹部。據統計，1920年4一11月間，中央委員會就任命了37547名幹部，把他們安排在最主要的、最艱巨的工作崗位上。
普遍實行任命製在內戰條件下是必要的，它體現了在特殊環境中黨對非黨群眾的領導作用；但這同蘇維埃民主原則是相悖的。內戰結束後黨的十大決定要“排斥一切委任製度”，“從下到上的一切機關都實行普遍選舉製”。然而廣泛實行任命製的狀況並未根本改變。如1922年黨中央就實施了1萬多項任命，其中有一半涉及到負責幹部。
第四，從“工會國家化”到工會成為黨和國家聯係群眾的紐帶。工會是十月革命後蘇俄最重要和最大的群眾組織之一，它在國家和社會管理中的地位如何是民主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標誌。
十月革命以前，布爾什維克就已籌劃好革命後要把工會組織和國家政權機關合並起來。1918年1月，全俄工會一大決議指出，“在當前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日益發展的工會應當成為社會主義政權的機關”。列寧此時也提出，“工會正在變為並且應該變為國家的組織”。一年之後，列寧又在全俄工會二大上的報告中說，工會“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主要的政治機關”，“工會必然要國家化”。當然列寧同時又指出’“假如工會現在就想自作主張地擔負起國家政權的職能，那就隻會弄得一團糟。”
革命勝利後初期，“工會國家化”實際上也開始付諸實踐。當時國家管理機關剛剛建立，尚不健全，資產階級又實行怠工，而工會則因為十餘年的鬥爭曆史，有一個較為健全的組織係統，有一批經受鍛煉的工會幹部，又是一個已有數百萬會員（到1929年已有400多萬會員）的組織，因而順理成章地挑起了管理、尤其是經濟管理的重擔。但是工人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管理經驗、政治思想狀況都使這種情況難以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