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李泰國果然來了，可是信還沒有起草，便由他口授，經桂良批準，發交繕寫，隨後桂良又說時間已晚，信未搞好，當晚不能遞交，加上欽差全權大臣名章未帶，而沒蓋章的信，額爾金是不會重視的。10日，李泰國再來，把修改過的信稿加以刪削，交付繕寫。但花沙納出來說，此信還不能於當天發出。於是，李泰國馬上咆哮起來，不許清朝政府談判代表再事拖延了。他堅決表示除去肯定或者否定的答複外，他不願意再帶走別的回話給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他提高嗓音說：經過幾天交涉之後，欽差大臣們現在又已經讓他等了幾個小時。欽差大臣們曾經明白答應過他3點鍾拿信，可是到8點鍾了，又想把他搪塞出去。欽差大臣們已經破壞了自己的諾言。他將把這一切報告給額爾金，並說他已經看清楚了，除非英國軍隊駐進北京城，欽差大臣們對英國要求的態度就不會改變，隨後在李泰國的監視下，擬妥了一封信。由桂良、花沙納、耆英於6月11日聯署的信終於發出了。他們完全答應了英方的要求，隻有兩點修改：1.賠償問題既僅涉及廣州，應由那裏的欽差大臣研究並處理。2.英國公使常駐北京，並不反對，緩去為好，可住在天津，在北京也有官邸，有事就去，來往視需要而定；中國將派一名高級官員，同他用通信或麵談的方式處理事務。桂良等人以為這恐怕才是最妥善的辦法。可是英方仍不滿意，當天就派李泰國、威妥瑪去當麵侮辱耆英，使他狼狽地離津返京，落個賜帛自盡的下場。
此後，在英國政府談判代表的強大壓力下，中英《天津條約》談判速度加快，並且達成協議，在這個協議中，充分體現著英國人的意誌。桂良、花沙納等清朝政府談判代表深恐責任重大，再向鹹豐皇帝請示。鹹豐皇帝不惜打仗，也要拒絕英、法兩國全權大使的要求，特別是公使駐京這件事。因為這是當朝天子的一個心腹大患。在桂良等清朝政府談判代表給鹹豐皇帝的奏折中，含糊其辭地說：“將大概條款暫為允諾。所有內地通商、遊曆各省兩節，允於軍務完竣後酌辦；兵費一節，推交廣東辦理；進京一節，約俟緩期再議；他如不禁傳教、會緝海盜、酌改文書、商量稅則，俱已允其大概。”可是鹹豐皇帝卻從中發現了問題，認為“輕為許諾，但顧目前，必貽無窮後患”。他斥責桂良等人完全接受英國政府談判代表的無理要求，指出：“若必事事皆準，何用大臣會議耶？”命令桂良等人與英國政府談判代表進一步交涉，請已從中國得到好處的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出麵，為中國向英國人講理，以“杜其不情之請，速了此事”。可是，事與願違。桂良等人在與英國政府談判代表交涉的過程中，不僅沒有使條款有所減少，相反英國提出的要求更多。桂良等人奏稱：“從前所求之事，已屬萬分無理，迨奴才等接見後，該夷開來條款，又較從前加增。”英國政府談判代表不僅要求公使駐京，而且還要開放天津及先在南京、鎮江建立碼頭。
6月25日，英國政府談判代表跑到桂良等人的住地，將預先擬好的56款條約擺到清朝政府談判代表麵前，逼迫桂良立即答應，態度驕橫，以毫無商量的口吻表示這56款條約一個字也不能改動。桂良等人被嚇破了膽，戰戰兢兢地乞求英國政府談判代表寬容些時間，表示二三天內，自當定議。隨後桂良等人立即上奏鹹豐皇帝，極力表白他們在狂悖、粗暴的英國政府談判代表麵前，苦心孤詣十分為難。在桂良等人看來，答應英國政府談判代表擬定的56款條約，會禍患無窮，而和英國決裂，則更會使禍患加深加重；英國人和法國人驕悍異常，極為猖獗，不可輕試其鋒，倒不如暫藉和好之說，迅速了結的好。他們甚至非常愚蠢地向鹹豐皇帝建議：現在清政府與英國、法國談判訂立的條約，萬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是暫且退卻各國兵船的權宜之計。將來皇帝如果想背盟棄好，隻須將桂良、花沙納等清朝政府談判代表以辦理中外交涉不善為由，予以治罪，就可以將所簽訂的條約作為廢紙。真是既荒唐又可笑。
可是，英國政府談判代表一點也不給桂良、花沙納喘息的機會。26日他們逼迫清朝政府談判代表，如果再拖延、回避，英國方麵就認定中英條約談判已經破裂，便調集軍隊前往北京，向清政府要求更多的權益。在威脅和逼迫下，清朝政府談判代表徹底屈服了。桂良、花沙納同意當晚6點鍾在海光寺簽約。
當晚，桂良、花沙納等率領地方官及隨從前往海光寺。談判以來隻露了一麵的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及其部下分乘30餘頂轎子，在500多名各執刀槍、身著軍服的官兵護衛下，鼓樂同來，將海光寺擠得滿滿的。神氣十足的額爾金與滿腹愁腸的桂良、花沙納等代表各自政府在《天津條約》上共同用印畫押，然後，舉起了酒杯。額爾金一飲而盡，品嚐到征服者的滋味，而桂良、花沙納喝下的則不啻是一杯苦澀的酒。
的確，在外國侵略者炮艦的威逼下，昏庸無能的封建統治者和清朝政府談判代表希望在失敗之中得到苟且偷安，以投降、妥協來換取一朝平靜，除了得到戰勝者們粗暴淩辱，使中華民族的億萬兒女和錦繡河山被捆綁上恥辱的繩索外，還能得到什麼呢？
在中英《天津條約》的談判過程中，英國政府談判代表們態度極其惡劣野蠻無理。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在6月4日與清朝政府談判代表桂良、花沙納等人第一次會見時，就出言不遜，百般挑剔。此後便躲在幕後指揮，一直不露麵，名義上是讓自己的兄弟、使團秘書卜魯斯辦理交涉，實際上是讓翻譯人員威妥瑪、李泰國具體向清政府提出各種條件和要求，采取各種手段逼迫清朝政府談判代表桂良、花沙納等人接受。在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的時候，他又擺出征服者、戰勝者的樣子，驕橫狂妄，不可一世。
在與清朝政府談判代表桂良、花沙納等人進行中英《天津條約》談判的時候，流氓成性的李泰國使自己暴躁的性情完全找到了充分發揮與施展的場所、對手、時機。“既然作為一個強加戰敗國以種種條件的戰勝國的代言人，他便任情逞性，滿口作威作福的腔調，打算就憑著這種凶狠的腔調，而不憑借論辯的力量來打倒中國方麵的抗衡。他在整個談判中，從頭到尾都使用這副腔調。”如果清朝政府談判代表對於英國人提出的某項無理要求還不同意讓步，雙方代表發生爭執，進行辯論時，李泰國便會立即跳將起來，大耍流氓手段，動輒開口恐嚇。他以最粗野的語言和最蠻橫無理的態度對待清朝政府談判代表桂良、花沙納等人，甚至以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的名義，用重新恢複敵對行動和進攻北京相威脅。使得桂良、花沙納等人在麵對他的粗暴無禮、毫無理性的舉動時，變得更加懦弱，無計可施。因此桂良、花沙納等人“當額爾金的代表走近時，就陷入一種極端委曲的狀態中。桂良已經完全沮喪，而花沙納顯然從烈酒中尋找安慰”。
本來，清朝政府談判代表也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想在李泰國的咆哮中屈服，可是苦於無處、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桂良、花沙納等人遂行文俄國公使普提雅廷、美國公使列衛廉，請他們向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轉達中方對李泰國無禮所提出的抗議。非常狡猾的普提雅廷決不會為正捏在列強手心裏的中國而去得罪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顛使節，所以他沒有替桂良等人直接向額爾金陳述此事，而隻是私下順便向法國全權大使葛羅提了提，想讓葛羅去勸勸額爾金吩咐李泰國不要太放肆，別淨采取一些與英國政府談判代表崇高地位不相稱的強暴態度，蠻橫手段。美國公使列衛廉將清朝政府談判代表的抗議正式照會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一向認為隻有用粗暴的威脅才能就條約中的某些款項達成協議的額爾金對此並不理會，李泰國仍然我行我素，列衛廉討了個沒趣。而清朝政府談判代表桂良、花沙納等人遂不得不忍受著李泰國那極為可惡的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