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商人以不平等條約為後盾，對中國大規模進行鴉片貿易，使鴉片的輸入量與日俱增。進口鴉片的數量，據每年交貨的賬目，1861年21648箱，1862年是30142箱，這說明在一年之內就增加了8494箱。鴉片貿易的合法化，極大地刺激了西方列強，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地向中國傾銷鴉片。在他們看來：鴉片雖不屬於生活必需品，且不列入製成品名單之內，然而他們對鴉片這項進口貿易，確有予以注意的必要，因為它在各國對華貿易中具有重要價值，可以為他們從中國換回同等價格的土產品。同前一年交易相比，不僅1862年的鴉片貿易量增加，而且也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利潤。鴉片的價格，1861年從每箱515兩白銀，漲到600兩白銀。而1862年，它的最低價格是每箱白銀540兩，年終時便高達630兩白銀一箱。這是多年來沒見過的好價格！
而清朝政府的國庫中也從這種肮髒的交易裏收進了大量急需的稅款。從1860年10月1日至1861年6月1日，短短的幾個月，清朝政府就得到海關征得的30萬兩白銀。四年之後，也就是從1864年7月1日到1865年6月30日，海關征起的鴉片稅款已增加到170萬兩銀子。而1864年鴉片進口量為52000擔，至1867年增加到60948擔，1874年為69844擔，1879年為104900擔，清朝政府從中獲得的稅款不斷增加，而國家、民族的災難也不斷加深。
自從鴉片貿易合法化之後，鴉片在中國大肆泛濫，出現不可遏止的趨勢。因為鴉片的銷售值遠遠超過中國出口貨物的總值，所以，中國人銷往國外的絲、茶及其他土特產品，不僅換回來的全是毒害人們的鴉片，而且還遠遠不夠，需要支付大量的白銀，加劇了白銀外流的惡性循環，也造成清朝政府的金融混亂和財政支絀。災難最後還是落到廣大勞動民眾的身上，他們的實際負擔隨著銀價的上漲而增加，更加貧窮困苦，盡管終年勤苦勞作，卻度日艱難，生活水平不斷下降。
鴉片有了公開、合法的身份之後，給中國社會造成了無盡的後患。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等地的租界當局推波助瀾，規定不論中外商人，凡經營鴉片貿易者，在由租界當局征收捐稅，並發給牌照後，都可以公開營業。漢口法租界巡捕房衛生所製訂的辦法更簡單，隻要花上10元或20元，最多50元買一張執照，便可以開煙館。廣州法租界當局不僅慫恿販賣鴉片，還唆使一些惟利是圖的小人領取經營煙館的執照。因此，在廣州租界內幾乎到處可以看到煙館。天津日租界內的毒窯同樣比比皆是。租界當局為開設煙館提供許多方便，手續也不繁雜，隻要向居留民團交納公益費，再向警察署的大小頭目賄賂些錢物，即可開張營業。因而，在繁華的旭街（今和平路）上，除日本人經營鴉片販賣、吸食的煙館外，僅中國人開辦的土莊、煙館就有500多家。上海更是煙毒泛濫，有“上海煙館甲於天下”之稱，煙館竟比米鋪、茶肆還多。城裏有煙館1700多家，絕大多數都集中在租界。
各地煙館的規格形式並不完全一致，有的陳設講究，裝飾豪華；有的僅為席棚草舍；有的高級賓館飯店也備有各種煙具、鴉片，供癮君子們享用。連書場、茶樓、遊樂場所也都必備煙室、煙榻。不僅是大城市，就連一些鄉村小鎮，受鴉片流毒也很嚴重。上海附近的鬆江府：通衢列肆，嗜者日眾；寶山縣：開設煙館，一鎮輒十餘處，多者竟至百餘處；青浦縣盤龍鎮：雖小小村鎮，必有煙室；嘉定縣錢門塘鎮：煙館林立。可見在中國的一些地區鴉片泛濫已經到了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地步。一些軍閥、土匪、地痞、流氓、惡棍、幫會頭子也助紂為虐，經營鴉片貿易。而流毒所至，危害社會之深，簡直就無法估量。
許多官僚買辦、軍閥政客將鴉片視為交際場上的應酬品，荒淫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一旦吸食上癮便很難戒掉，萬金之家，也會落個破產敗家的下場。而貧窮勞動者或因無知，或因勞動量大，體力不支，尋找刺激，漸漸上癮，也不能自拔。為了滿足煙癮，每天辛辛苦苦，拚死拚活掙來的工錢也常常被花去大半兒。有些黃包車夫、小販，吸不起鴉片，就隻好求助於用燒煙膏剩下的渣屑泡製成的籠頭水。跑得汗流浹背的車夫，煙癮一來，筋疲力盡，吃上幾碗籠頭水，臭汗立停，精神倍增。
被鴉片俘虜的人，幾乎都是畏葸庸瑣，形容枯槁，精華耗盡。成癮之後，食必應時，否則就會哈欠連天，聳肩、流鼻涕，醜態百出。鴉片貿易合法化，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染上這種惡習，雖坑家敗產，促壽絕嗣也要與鴉片相依為命。鴉片摧殘人的身心，敗壞社會風氣，導致社會上犯罪行為的增加。那些吸食成癮的煙徒，整天橫陳煙榻，吞雲吐霧，不事生產、經營，雖有萬貫家產，也會花光當淨。一旦錢財告罄，無法繼續滿足其永無止境的煙癮時，有的淪為乞丐，有的自殺身亡，而有的便不惜鋌而走險，進行偷盜、搶劫、欺騙、敲詐等犯罪活動。
煙霧繚繞之中，民脂民膏被榨盡。真可謂“殺人無血一煙槍，煎海幹燈豆吐光。爍盡資財吸精髓，弱民貧國促華亡”。正如孫中山先生在《關於禁煙令》中明確指出的那樣：“沉溺通於貴賤，流衍遍於全國。失業廢時，耗財殞身，浸淫不止，種姓淪亡，其禍蓋非敵國外患所可同語。”鴉片貿易合法化，是西方列強射向中國的又一支毒箭，不僅掠奪走無數的財富，榨取超額利潤，而且還將禍患深深地插入中國人的體內，使中國社會受到極大傷害，使中華民族更加災難深重。
掠賣華工，是一種最不人道、極為殘酷的罪惡行徑。西方侵略者通過擄掠華工販賣到海外，牟取暴利，大發不義之財；而海外資本家、礦主、農場主們則爭相使用華工這一廉價勞動力，敲骨吸髓，瘋狂剝削。華工出國，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豬仔販運、苦力貿易、賒單勞力、所謂合法化招工等。而不論是哪一種，都是對中國人民的非法擄掠。由於清朝政府嚴禁民人私自出洋，也不準許外國人將中國人掠賣到海外，所以從鴉片戰爭之後，西方侵略者在大肆掠賣華工的同時，還極力謀求使這種非法掠賣合法化。
西方侵略者從中國通商口岸直接掠賣華工，進行販賣人類血肉貿易，最早是從廈門開始的。廈門曾是侵略者販賣華工最頻繁、最猖獗的地方，從19世紀40年代起，法國、英國、西班牙、秘魯、澳大利亞等國掠賣華工的第一艘船先後由這裏啟航。1846年，英國投機商德滴在廈門率先開設德記洋行，亦稱大德記賣人行，與另一家英商合記洋行共同掠賣廈門及附近地區的華工出國。他雇傭了幾百名拐匪和打手，用付人頭錢的辦法收買華工，然後將華工囚禁在巴拉坑（即收容華工的牢房）中，並施酷刑強迫其承認自願出洋做工，簽訂契約後，即以高價轉手倒賣給各國投機商，押送上船。
因為英國、法國、美國、西班牙、秘魯等國在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瘋狂進行販賣華工的罪惡活動，所以在廈門、廣州、汕頭、澳門、香港、福州、寧波等地出現了許多巴拉坑。一些流氓、惡棍充當了拐子和掮客，使用最奸詐、最虛偽的誆言，以索債、誘賭、誘酒、誘食、下蒙汗藥、訛詐勒索、介紹職業、合夥開店、打悶棍、強行綁架等手段，將無辜的平民百姓，甚至是親朋鄉鄰投入巴拉坑。在由武裝人員看守的巴拉坑中，又以哄騙、威逼、鞭笞、槍殺等卑鄙手段逼迫華工簽約出國。這種違反人道的強盜行為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禍害，使中國人的人身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即使白天在通衢大路上，也沒有人能走出家門而不被人用索債或其他捏造的借口挾持而去，成為拐匪手下的俘虜，並按每頭值價若幹賣給苦力販子，裝運出洋永無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