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義和團血染紫禁城!八強盜蹂躪天安門(20)(1 / 3)

李鴻章一邊講著,兩個侍者一邊給他卸珠鬆扣,逐件解脫,然後拿出便服,幫他從從容容地逐件穿上。李鴻章一麵更衣,一麵數說,時常還以手作勢,好像是在做什麼比喻。侍者舉著他的便衣袖子,好半天,李鴻章仍然不伸胳膊,其神態好像發生了嚴重事件。而三個洋人仰麵注視著他,如聆訓示,一直到李鴻章把話講完,一次插嘴的事情也沒發生。

如此喧主奪賓,頓時兩方聲勢為之一變。

李鴻章又長身玉立,宛然成鶴立雞群之象。

再看列坐諸公,皆開顏喜笑,重負都釋。我也不覺為之大快,如酷暑內熱,突投一劑清涼散,胸間鬱火,立刻消降。我雖然始終不知李鴻章所議何事,所言何詞。但中國的外交界中,必須有如此資望,方稱得起“外交”二字呀!在李鴻章大人之外,袞袞群賢,隻有給他牽馬執蹬的份兒!

而且,此時已是甲午戰後,李鴻章雖在總署,已無實權。而在外國人眼中,則隻尊崇李鴻章為中國領袖。可惜清廷不能利用此點,使李鴻章能人盡其才。如庚子國變年間,朝廷急來抱佛腳,抱之已遲。但盡管如此,庚子的議和,如果沒有李鴻章,更有何人足以當此重任啊!

不錯,甲午之後的李鴻章,與西方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但那能說是李鴻章“喪權辱國”嗎?城下之盟――可有誰人能簽一個不喪權辱國的條約,凱旋而歸?而且,對不得不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李鴻章難道不也是滿腔仇恨?

就在甲午以後,李鴻章出使俄國,路過日本,本應當在日本海域換船。日本人也已經在岸上為李鴻章準備了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但李鴻章因馬關議約的仇恨,早已發誓:終身不複履日本之地!從人不斷地勸他,他就是不上岸,當夜竟宿舟中。新船來了,李鴻章當乘小舟登大船,但聽說那小舟是日本舟,堅決不上。船主沒辦法,隻好在李鴻章乘坐的舊船和新船之間,架了一道飛梁。這樣,李鴻章才走到新船上。

但毫無辦法,中國的近代史教科書是這樣寫成的:不顧自己的實力,盲目向西方開戰的官員和群眾,盡管屢戰屢敗,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而當他們戰敗之後,不得不同西方進行外交談判、並不得不簽訂讓步條約的李鴻章,卻是賣國主義者!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呢?

就在去年,一位華裔曆史學家才對李鴻章作出了較為公正的評價。遺憾的是,那是從大洋彼岸的美國傳來的聲音。朱昌峻在其《李鴻章:一個評價》中說:

清議批評者所理解的李鴻章,是一個因缺乏愛國心而不斷向中國的外部敵人出賣國家利益的人。這是全然錯誤的。李鴻章畢生對外國的意圖始終懷疑,他同外國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堅持維護中國的利益。他盡管雇聘許多外國人,卻確信他們是受他控製的。他在其卷帙浩繁的撰述中,一直不斷公開表示,他一生熱情追求的目標是建設中國,使它能夠成功地抵禦外國的侵略。當清議派以僵化的愛國主義姿態打扮自己時,李鴻章卻寧可采取微妙的方式方法,這樣一種方式方法要求中國在特殊情況下屈服讓步……他的最終目的仍然是中國盡快地臻於自強,以便能夠免遭外國的控製。

在中國尚未強大到足以采取堅定的立場之時,妥協和讓步是不可避免的。事後證明,李鴻章是一個弱國外交的大師,在可能采取堅定立場的少數情況下,他采取了堅定的立場,在不可能的時候,便作出最小的讓步。他認為,他能夠利用西方大國之間的競爭來贏得時間。事實終於證明他錯了,但是在他的時代,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於是,李鴻章不可選擇地選擇了他一生中的最後悲劇。當義和團的“愛國主義”落幕之後,他不得不在11個西方強國――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比當時的中國要強大得多――咄咄逼人的態勢下,再一次屈辱地坐在談判桌上。

他希望能為中國爭取到一個損失較小的“投降條約”。但他深深地知道:隻要他在“投降條約”上簽了字,他就是“投降派”了。

我們的曆史教科書從來不打算就這一點進行些微公正的更正。

好在曆史所以被稱為曆史,是它總有公正的一天。

第六節 死亡終局,千古功過憑誰說

西北方向,那座被流放西安的“紫禁城”中,血色漸漸地濃了。

軍機大臣剛毅死在西逃路上,是拉屎拉死的。

慈禧的臉色立刻莊重起來,說:“外麵都說什麼呀!與他有何關係?”

是誰偽造的?是裕祿嗎?沒有任何證據。景善其人,正好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那天死掉了,更是沒有了對證。

裕祿盡可以瞞天過海,卻不料他的親信董福祥給他透了底。

李鴻章抱病到俄國使館議事,歸後“嘔血數碗”。

戰犯名單,兩頭討價還價

1900年11月15日,瓦德西“屈尊”接見李鴻章後,西方列強又經過長時間的爭吵,達成了一個重要協議: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性,就是說不瓜分中國,繼續維護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

這協議是重要的。西方承認慈禧的政府,才使和談有具體的對象。而不瓜分中國,更使朝廷感到西方對中國的“恩典”。

但和談仍然沒有正式開始。西方列強要求,隻有在中方按照西方所開設的條件,嚴懲“戰犯禍首”之後,和局方可開議。

西方開列了一張“戰犯名單”,從端王載漪到剛毅、趙叔翹,從以毓賢為首的地方官到甘軍統帥董福祥,共一百多人,要求清廷將他們全部正法。而對朝廷來說,最難處理的還是以載漪為首的皇親國戚。清朝慣例,皇親有罪,頂多是一個流放,從來沒有上斷頭台的道理。慈禧要求李鴻章,據理力爭,爭取聯軍對載漪等皇親、大臣的從寬處理。

為這個“戰犯問題”,李鴻章兩頭討價還價。對朝廷,他要求接受西方懲治禍首的要求,否則,和議難開;對西方列強,他要求對皇親從輕發落。

最初,已被流放而落腳西安的朝廷對載漪等人做出了處置,幾個貝勒被取消了爵位,端王載漪撤職停俸,餘下的交刑部問罪。李鴻章知道,這肯定不能達到西方的滿意,但他還是以此向列強證明朝廷和談的誠意。一位俄國官員記載道:

那天,李鴻章把朝廷那份懲治肇禍大臣的聖旨拿給我看,希望這道上諭將對和局產生巨大影響。如果李氏真的這樣樂觀的話,我倒是給他潑了點冷水。

我指出,外國使節可能對西安朝廷所作的並非實際的判決並不滿意。李氏反駁說:“須知我皇上已就克林德男爵(庚子國變中被殺的德國公使)和書記生杉山彬(被殺的日本人)被害表示道歉,並且為了表示我們反省之意,打算派特使到死者陵前祭奠。您是熟悉中國習俗的,當然知道,中國人會把以皇帝名義、由大臣出麵的祭奠看作何等重大的事情。難道我們一國之君還能做出比這更為不失尊嚴的事情嗎?”

我回答說,我完全懂得祭奠的意義,但在歐洲,卻有不同的看法,看來,他們希望得到另一種滿足。

李氏把拐杖敲得直響,裝著很生氣的樣子嚷道:“我聽說了,諸位公使想要賠款和處決與暴亂有牽連的大臣。難道列強真想迫使中國采取這樣有傷體麵的步驟嗎?要知道,這些大臣都是滿人,是朝廷親王,是皇家宗室。皇上陛下能為歐洲人報仇而犧牲他們嗎?”

說到這裏,李氏反問,歐洲有哪一個國君,會對別國的這種壓力屈服呢?“比如貴國有某大公,比如弗拉基米爾?亞曆山大羅維奇大公犯了人們指控端王所犯的那種罪過,要是有外國人要求把他交出或加以處決,那麼俄國政府將如何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