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一邊講著，兩個侍者一邊給他卸珠鬆扣，逐件解脫，然後拿出便服，幫他從從容容地逐件穿上。李鴻章一麵更衣，一麵數說，時常還以手作勢，好像是在做什麼比喻。侍者舉著他的便衣袖子，好半天，李鴻章仍然不伸胳膊，其神態好像發生了嚴重事件。而三個洋人仰麵注視著他，如聆訓示，一直到李鴻章把話講完，一次插嘴的事情也沒發生。
如此喧主奪賓，頓時兩方聲勢為之一變。
李鴻章又長身玉立，宛然成鶴立雞群之象。
再看列坐諸公，皆開顏喜笑，重負都釋。我也不覺為之大快，如酷暑內熱，突投一劑清涼散，胸間鬱火，立刻消降。我雖然始終不知李鴻章所議何事，所言何詞。但中國的外交界中，必須有如此資望，方稱得起“外交”二字呀！在李鴻章大人之外，袞袞群賢，隻有給他牽馬執蹬的份兒！
而且，此時已是甲午戰後，李鴻章雖在總署，已無實權。而在外國人眼中，則隻尊崇李鴻章為中國領袖。可惜清廷不能利用此點，使李鴻章能人盡其才。如庚子國變年間，朝廷急來抱佛腳，抱之已遲。但盡管如此，庚子的議和，如果沒有李鴻章，更有何人足以當此重任啊！
不錯，甲午之後的李鴻章，與西方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但那能說是李鴻章“喪權辱國”嗎？城下之盟――可有誰人能簽一個不喪權辱國的條約，凱旋而歸？而且，對不得不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李鴻章難道不也是滿腔仇恨？
就在甲午以後，李鴻章出使俄國，路過日本，本應當在日本海域換船。日本人也已經在岸上為李鴻章準備了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但李鴻章因馬關議約的仇恨，早已發誓：終身不複履日本之地！從人不斷地勸他，他就是不上岸，當夜竟宿舟中。新船來了，李鴻章當乘小舟登大船，但聽說那小舟是日本舟，堅決不上。船主沒辦法，隻好在李鴻章乘坐的舊船和新船之間，架了一道飛梁。這樣，李鴻章才走到新船上。
但毫無辦法，中國的近代史教科書是這樣寫成的：不顧自己的實力，盲目向西方開戰的官員和群眾，盡管屢戰屢敗，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而當他們戰敗之後，不得不同西方進行外交談判、並不得不簽訂讓步條約的李鴻章，卻是賣國主義者！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呢？
就在去年，一位華裔曆史學家才對李鴻章作出了較為公正的評價。遺憾的是，那是從大洋彼岸的美國傳來的聲音。朱昌峻在其《李鴻章：一個評價》中說：
清議批評者所理解的李鴻章，是一個因缺乏愛國心而不斷向中國的外部敵人出賣國家利益的人。這是全然錯誤的。李鴻章畢生對外國的意圖始終懷疑，他同外國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堅持維護中國的利益。他盡管雇聘許多外國人，卻確信他們是受他控製的。他在其卷帙浩繁的撰述中，一直不斷公開表示，他一生熱情追求的目標是建設中國，使它能夠成功地抵禦外國的侵略。當清議派以僵化的愛國主義姿態打扮自己時，李鴻章卻寧可采取微妙的方式方法，這樣一種方式方法要求中國在特殊情況下屈服讓步……他的最終目的仍然是中國盡快地臻於自強，以便能夠免遭外國的控製。
在中國尚未強大到足以采取堅定的立場之時，妥協和讓步是不可避免的。事後證明，李鴻章是一個弱國外交的大師，在可能采取堅定立場的少數情況下，他采取了堅定的立場，在不可能的時候，便作出最小的讓步。他認為，他能夠利用西方大國之間的競爭來贏得時間。事實終於證明他錯了，但是在他的時代，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於是，李鴻章不可選擇地選擇了他一生中的最後悲劇。當義和團的“愛國主義”落幕之後，他不得不在11個西方強國――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比當時的中國要強大得多――咄咄逼人的態勢下，再一次屈辱地坐在談判桌上。
他希望能為中國爭取到一個損失較小的“投降條約”。但他深深地知道：隻要他在“投降條約”上簽了字，他就是“投降派”了。
我們的曆史教科書從來不打算就這一點進行些微公正的更正。
好在曆史所以被稱為曆史，是它總有公正的一天。
第六節 死亡終局，千古功過憑誰說
西北方向，那座被流放西安的“紫禁城”中，血色漸漸地濃了。
軍機大臣剛毅死在西逃路上，是拉屎拉死的。
慈禧的臉色立刻莊重起來，說：“外麵都說什麼呀！與他有何關係？”
是誰偽造的？是裕祿嗎？沒有任何證據。景善其人，正好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那天死掉了，更是沒有了對證。
裕祿盡可以瞞天過海，卻不料他的親信董福祥給他透了底。
李鴻章抱病到俄國使館議事，歸後“嘔血數碗”。
戰犯名單，兩頭討價還價
1900年11月15日，瓦德西“屈尊”接見李鴻章後，西方列強又經過長時間的爭吵，達成了一個重要協議：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性，就是說不瓜分中國，繼續維護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
這協議是重要的。西方承認慈禧的政府，才使和談有具體的對象。而不瓜分中國，更使朝廷感到西方對中國的“恩典”。
但和談仍然沒有正式開始。西方列強要求，隻有在中方按照西方所開設的條件，嚴懲“戰犯禍首”之後，和局方可開議。
西方開列了一張“戰犯名單”，從端王載漪到剛毅、趙叔翹，從以毓賢為首的地方官到甘軍統帥董福祥，共一百多人，要求清廷將他們全部正法。而對朝廷來說，最難處理的還是以載漪為首的皇親國戚。清朝慣例，皇親有罪，頂多是一個流放，從來沒有上斷頭台的道理。慈禧要求李鴻章，據理力爭，爭取聯軍對載漪等皇親、大臣的從寬處理。
為這個“戰犯問題”，李鴻章兩頭討價還價。對朝廷，他要求接受西方懲治禍首的要求，否則，和議難開；對西方列強，他要求對皇親從輕發落。
最初，已被流放而落腳西安的朝廷對載漪等人做出了處置，幾個貝勒被取消了爵位，端王載漪撤職停俸，餘下的交刑部問罪。李鴻章知道，這肯定不能達到西方的滿意，但他還是以此向列強證明朝廷和談的誠意。一位俄國官員記載道：
那天，李鴻章把朝廷那份懲治肇禍大臣的聖旨拿給我看，希望這道上諭將對和局產生巨大影響。如果李氏真的這樣樂觀的話，我倒是給他潑了點冷水。
我指出，外國使節可能對西安朝廷所作的並非實際的判決並不滿意。李氏反駁說：“須知我皇上已就克林德男爵（庚子國變中被殺的德國公使）和書記生杉山彬（被殺的日本人）被害表示道歉，並且為了表示我們反省之意，打算派特使到死者陵前祭奠。您是熟悉中國習俗的，當然知道，中國人會把以皇帝名義、由大臣出麵的祭奠看作何等重大的事情。難道我們一國之君還能做出比這更為不失尊嚴的事情嗎？”
我回答說，我完全懂得祭奠的意義，但在歐洲，卻有不同的看法，看來，他們希望得到另一種滿足。
李氏把拐杖敲得直響，裝著很生氣的樣子嚷道：“我聽說了，諸位公使想要賠款和處決與暴亂有牽連的大臣。難道列強真想迫使中國采取這樣有傷體麵的步驟嗎？要知道，這些大臣都是滿人，是朝廷親王，是皇家宗室。皇上陛下能為歐洲人報仇而犧牲他們嗎？”
說到這裏，李氏反問，歐洲有哪一個國君，會對別國的這種壓力屈服呢？“比如貴國有某大公，比如弗拉基米爾？亞曆山大羅維奇大公犯了人們指控端王所犯的那種罪過，要是有外國人要求把他交出或加以處決，那麼俄國政府將如何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