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說這話，是在十八年前。
那是我爺爺去世的第三個年頭。過年時，我父親兄弟五個聚到一起商量，要為他樹碑。
我們趙家樹碑很方便，因為我的一個堂叔就會刻碑。堂叔叫趙洪運，和我父親擁有同一個爺爺，我爺爺是老大，他的父親是老三。那天，洪運叔當然也到了議事現場，他用他那雙特別粗糙的大手點煙，端酒，還作一些簡單的手勢參與議論。
我是爺爺的長孫，父輩們讓我參與議事，並起草碑文。我把碑文寫出之後，念了一遍，父輩們未置可否，都讓我給洪運叔看。洪運叔把碑文拿到手，一字一字指點著念道：“道、遠、幾、時、通、達，路、遙、何、日、還、鄉……”
我覺得奇怪：我寫的碑文不是這樣的嗬，他為何念出了詩一般的句子？
正這麼想著，他忽然停住，又從頭指點著念：“生、老、病、死、苦，生、老、病、死、苦……”
我更感詫異，心想，碑文怎麼又成了“五字文”啦？
洪運叔念完對我說：“德發，這碑文字數不合適，再加一個吧。”
我問為什麼要加，洪運叔說：“大黃道、小黃道都不合。”
經他一番解釋我才知道，原來寫碑文還有字數方麵的講究，要合黃道。大黃道是用“道遠幾時通達，路遙何日還鄉”這十二個字去套，輪回循環，最後一字落在帶“走之底”的字上才妥；小黃道用“生老病死苦”這五個字，同樣輪回循環，最後一字落到“生”上才中。我寫的碑文，如果再加一個字，那麼大黃道、小黃道都合。於是，我就加上了一個。
都怪我早年輟學，讀書太少，當年並不明白其中深意。直到我年過半百，為創作長篇小說《乾道坤道》讀了一些道教文化的資料，才知道“道遠幾時通達，路遙何日還鄉”這十二個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多麼重要。古人認為，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這十二地支是分黃道黑道的，一青龍黃，二明堂黃，三天刑黑，四朱雀黑，五金匱黃，六天德黃，七白虎黑，八玉堂黃，九天牢黑，十玄武黑，十一司命黃，十二勾陳黑。為了便於記憶和查對，古人想出了一個辦法，用“道遠幾時通達，路遙何日還鄉”這十二個字對應地支，凡與帶“走之底”的字對應的就是黃道。這“十二字黃道法”應用廣泛，查日子，撰碑帖，道士們寫表文，都會用到。我們知道，道士或者算命先生經常“掐指一算”，他們掐指的時候，心中多是念叨著這十二個字的。
不過，我在念叨這些字的時候，心中卻別有況味。“道遠幾時通達，路遙何日還鄉？”我想，這不僅僅是安排幾個“走之底”的文字遊戲，其實是傳達了祖先們的悵惘與哀愁——他們在苦苦尋找吉祥前途的時候，卻是黃黑參半，凶吉難卜，一不小心就會誤入歧途，栽跟頭跌跤，甚至是落入地獄萬劫不複。道遠路遙，鄉關何處？誰來到這世上沒有體會？
那天議完事吃飯，洪運叔喝高了。他紅著臉向我們保證，一定要把碑刻好，一定誤不了清明這天用。後來一遍遍地說，如果刻不好，怎麼能對得起俺大爺。說著說著，他弓腰抱頭哭了起來。
洪運叔的愛哭是出了名的。他五歲的時候，我三爺爺得了急病去世，撇下他和母親，日子過得艱難，從此養成了愛哭的習慣。洪運叔大我十歲，我能記事的時候他已經是小夥子了，可我常常見到他哭。他的哭，不分人前人後，有時候在大庭廣眾之下，受了點小刺激，就抽抽嗒嗒哭得像個娘們兒。他那時年輕，有一張小白臉兒，滿臉淚水的樣子頗像古典小說上形容的“梨花帶雨”。
不過，洪運叔的腦子非常好使。因為家境困難，他隻上過一年夜校，但他後來能讀書會看報，還寫得一手好字。過年的時候，有好多人家竟然請他寫春聯。因為他的聰明，本村姓鄭的一位姑娘愛上了他，聲稱趙洪運就是窮得去要飯，她也跟著刷瓢，她父母隻好點頭答應。他們結婚是1968年，搞的是革命化婚禮，不準拜天地拜高堂。我在現場看見，洪運叔和新婚妻子在司儀的指揮下向毛主席像三鞠躬之後，他轉身看著我三奶奶叫了一聲娘，眼淚嘩嘩地淌了滿臉。大夥都明白，趙洪運哭的是，他們孤兒寡母終出熬出來了。於是，在場觀眾大多紅了眼圈，我三奶奶老淚縱橫痛哭失聲。
洪運叔的腦子在結婚十八年後更是大放靈光。那時已經搞了“大包幹”，莊戶人在分到手的土地上幹得正歡，洪運叔卻做出了關乎他下半生的重大決定。他發現，莊戶人有了錢，孝心空前高漲，有越來越多的人給老祖立碑，每年的清明節前，村後大路上都有許多到沭河西岸拉碑的驢車。於是，他在一個夏日裏騎上自行車，去了河西馬家莊的碑廠。
據說洪運叔學手藝的過程一波三折。他到了那裏，向馬石匠講了拜師願望，可是人家照舊丁丁當當地鏨字，連眼皮也不抬。洪運叔在他身邊尷尬地站了一會兒，發現馬石匠光著的脊背上滿是汗珠子，就摘下自己的葦笠，兩手架著為他扇風。扇了半天，馬石匠還是不理他，洪運叔就悄悄地哭了。等到葦笠把他的淚珠子扇到馬石匠的身上，馬石匠回頭看看他，問道：“你爹死了？”洪運叔點點頭：“嗯。”馬石匠問：“給沒給他樹碑？”洪運叔說：“沒有。”馬石匠抬手一指：“屋裏有紙有筆，給你爹寫個碑文去。”洪運叔就看了幾眼成品碑上的文字，到屋裏找到紙筆，寫了“顯考趙公諱清堂老大人之墓”一行字。他拿出來給馬石匠看，馬石匠劈頭蓋臉罵了他一通：“什麼熊字，瘦瘦巴巴跟螞蟻爪子似的。丟盡了你爹的臉，還‘顯考’，顯個屁呀？”洪運叔讓他罵得淚下如雨，騎上車子就跑了。回到家，他哭了半夜，第二天去縣城買來字帖，認認真真練了起來。除了秋收大忙，他去地裏幹過一些農活，其它時間全在家中練字。練到臘月，他帶上自己寫的一些碑文，帶上煙酒，又去了河西。馬石匠看看他的字，點頭道：過完年來吧。此言一出，洪運叔馬上又掉了眼淚。
這個過程，洪運叔並沒向人透露過，是他家我嬸子向人家講的。嬸子一直崇拜丈夫，連他的愛哭也持欣賞態度。她曾經對我說：“你叔一個大男人，眼淚說來就來，那也是本事！德發你哭給我看看？”我承認，我遇上再麻煩的事也很難哭得出來，隻好向大嬸表達對洪運叔的敬佩，說古時候有好多拜師的著名故事，像‘慧可斷臂’、‘程門立雪’等等，洪運叔的“淚灑師背’，也可以與那些故事相比了。大嬸說：“那可不。德發你會寫文章，你一定要把你叔的故事寫出來！”
洪運叔學藝過程中的又一次流淚，是我親眼見到的。那一天是周末，我從縣城回家，在父母那兒坐了一會兒又去看望爺爺。剛剛坐下，洪運叔就來了。他的兩片嘴唇像被人扯緊了的橡皮，緊緊繃著，微微顫抖。我爺爺指著他說：“你看你看，又要喊（喊，在此讀ｘiaｎ，魯南方言裏是哭的意思）。都四十的人了，眼淚還這麼現成！”爺爺這麼一說，洪運叔的眼淚來得更快，嘩的一下就下來了。他一邊抹淚一邊道：“大爺，我闖了禍了……”
原來，洪運叔被馬石匠收作徒弟之後，學了整整一個春天。他按照師傅的教誨，“視石如紙，視刀如筆”，每天都在石頭上練習刻字，有時候還練到深夜。師傅見他的刻字功夫差不多了，前天南鄉來了一個人訂做墓碑，師父就讓他接活兒。洪運叔聽到師傅的吩咐很高興，因為別人學刻碑都要半年時間，他隻學了三個月就被安排正式接活兒。他向訂墓者問清楚亡者與後代的姓名，遵循大黃道寫好碑文，征得人家同意，人家一走他就幹了起來。幹到昨天下午，眼看全部碑文快要刻完，他不小心失了手，把孝子的名字刻壞了。那人叫劉貴田，他一鏨下去，把裏麵的“十”字崩掉，讓那名字成了“劉貴口”。他不敢對師傅講，隻說家裏有急事，騎上車就跑回來了。
說完這些，洪運叔哭道：“這可怎麼辦呢？我真該死，真該死……”
我勸洪運叔別哭，問他，如果馬石匠出現這種失誤，他會怎麼處理。洪運叔說，要找拖拉機把碑拉到費縣，請賣碑料的用機器磨平，拉回來重刻。這樣，要花上幾百塊錢，他一是出不起這錢，二是丟不起這人。說到這裏，他還是眼淚汪汪。
我爺爺“叭嗒、叭嗒”抽了幾口煙，看著洪運叔道：“咱自己把碑磨平行不行？”
洪運叔驚訝地看著我爺爺說：“自己磨？過去沒有機器的時候，就是用人工磨的，可是那樣太費勁呀。”
我爺爺說：“費勁怕什麼？咱們有的是力氣。德發，你叫你爹你幾個叔快來！”
我三個爺爺，生養的兒子加起來整整十個，除了兩個在外工作的，其他八個全在村裏。我跑遍半個村莊，向他們一一傳達爺爺的命令，他們堂兄弟八個很快到齊。我爺爺說了洪運叔的事情，講了自己的籌劃，八兄弟無一人提出異議。
那天的行動我沒參加，因為爺爺讓我回縣城，保證第二天準時上班。我那時在縣委機關當著小幹部，在爺爺看來那份工作非常神聖，他常用“忠孝不能兩全”這話教育我，讓我一門心思幹好公家的事情，家裏的事可以少管或者不管。
過了幾天，弟弟到縣城辦事，向我講述了磨碑的經過。
那天下午，爺爺帶子侄輩和孫輩共十三人，或騎自行車或坐驢車往二十裏外的沭河進發。到了河西岸，大夥停下，隻讓我四叔和洪運叔趕著一輛驢車去了馬家莊。洪運叔向馬石匠坦白了自己的失誤，馬石匠說，我早就看見了，我猜你不可能一走了之。洪運叔流著淚說，我要是那樣，還是個人嗎？他接著講，想把石碑拉走磨平。馬石匠說，自己磨平也行，為什麼要拉走，就在廠裏磨不好嗎？洪運叔說，不好，在這裏磨太丟人了。馬石匠笑了笑，就幫他們將壞碑和另一塊尚未鐫刻的碑一起裝上了驢車。
兩塊碑拉到沭河邊的時候已是晚上，我爺爺提著一盞保險燈，指揮後輩將那塊被洪運叔刻壞的碑放在地上，將另一塊無字碑綁上木頭，拴上繩子，扯著它在壞碑上來回拉動。為了增加摩擦力，他還不時從河裏打水潑到兩碑之間。趙家兩代漢子分成兩組，輪流上陣，不停地磨，磨……磨到天亮，那塊壞碑上所有的字都被磨掉，變得像鏡麵一樣光滑。這時，洪運叔一邊哭，一邊和我四叔趕著驢車把兩塊碑石運走。其他人則往河灘上一躺，呼呼大睡……
聽完弟弟的講述，一個想像出來的畫麵在我眼前揮之不去：沭水泱泱，春風悠悠，爺爺他們披星戴月磨碑霍霍。我很激動，也很遺憾。激動的是，爺爺帶領後輩一夜間完成那樣的壯舉，救了我洪運叔；遺憾的是我沒參加這次行動，沒能讓自己的微薄之力融入趙氏家族的集體能量之中。
所以，洪運叔那天說，刻不好碑，就對不起我爺爺，這話應該是發自他的內心。
洪運叔哭個不止，我的幾個叔也讓他的哭聲勾起了對我爺爺的思念，個個神情悲戚。我爹說，洪運弟，樹碑的事就這麼定了，你別喊了，回去吧。說罷，我爹示意我去送他，我便把洪運叔扶起來，走出了屋子。
路上，洪運叔又向我講起當年我爺爺幫他的那些事情，講了一件又一件，臉上的淚始終不幹，惹得街上閑人紛紛注目。
洪運叔的刻碑作坊在村後大路邊，兩間屋子，牆上有四個楷體大字“洪運碑廠”。門口約半畝左右的空地上，橫七豎八放了一些碑石，還停著一輛七八成新的摩托車。洪運叔走近門口叫道：“德配！”德配是他的獨生兒子，那年剛滿二十。洪運叔叫過好幾聲，德配弟才從屋裏走出來。那時候城裏男孩子流行“郭富城”頭，中分的那一種，德配也趕了這個時髦。他抬手捋弄著頭發，衝我們笑了笑，小白臉上的表情很不自然。洪運叔走到一塊碑前看看，皺眉道：“你一上午才刻了五個字，光玩？”德配說：“刻多了，手脖子發酸。”洪運叔瞪眼道：“我一天刻一塊碑，手脖子也沒發酸！你還不接著幹？”德配說：“明天吧，我今天得去一趟縣城。”說罷，他走向摩托車，瀟灑地抬腿邁上去，扭頭衝屋裏說：“鄭玲，走吧！”他的話音剛落，隻見紅光一閃，一個穿大紅羽絨服的女孩從屋裏跑出來向他奔去。還沒等我看清楚，德配就發動車子，帶著女孩躥到了大路上。洪運叔跺著腳指著他們喊：“又去作死！又去作死！”不過，他的叫罵反而給摩托車加了速，眨眼間，兩個年輕人就絕塵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