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君主專製延續數千年，皇權思想根深蒂固，因此，20世紀初以來，君主集權製及皇權思想研究代不乏人，包括大陸、台灣及日本等海外漢學的名家名著迭出，尤其近二三十年，一批學者更將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引向深入。但仍有一重大問題見仁見智，即皇權是否深入鄉裏。
筆者認為，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和政治思想的致命病源在於專製主義鋪天蓋地，皇權思想無微不至，如同《詩·小雅·正月》所言：“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世間所有人均被拘押在皇權主義的“天蓋”之下。皇權主義浸潤為社會性觀念意識，不僅上層社會：皇帝、貴族、官僚，也不僅士人知識分子：思想家、政論家、文學家和曆史學家，甚至社會基層或底層，生活於鄉裏的“編戶齊民”的頭腦中都充斥了皇權主義的思想觀念。
秦漢時期生活於郡縣鄉裏的編戶民，其主體是接受國家“授田”和“賜爵”並為國家納稅服役的小農。對秦漢國家來說，編戶民即是剝削壓迫的對象，也是統治的基石和工具；對至高無上的皇權來說，編戶民既是頂禮膜拜的信徒和衛士，在特殊情況下也是覬覦者和替代者。這所有角色均與皇權主義對編戶民的控馭和影響有關。皇權主義思想意識在小農階層中根深蒂固存在，也正是中國專製皇權長期超穩定存在的重要原因。
長期以來主要由於兩方麵原因，學術界對秦漢時期皇權與“編戶齊民”的關係未能給以應有的注意。其一是認識原因，即認為政治是上層社會的事情，思想是知識分子的專利，在皇權主義研究中，關注點基本在社會上層，在君臣策對及思想家政論家的著述中，而忽略了皇權主義與鄉裏編戶民的關係。雖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民戰爭研究中，對皇權主義有不少涉及，但關注點是農民起義中的皇權思想，深度和廣度均嫌不夠，事實上皇權主義對於“編戶齊民”的生活、習俗、教育及理想追求，具有全方位的製約和影響。
其二是史料原因，傳統史料較少關於“編戶齊民”的具體記載，至於其思想、意識、觀念、信仰等精神層麵的史料更是缺乏。值得慶幸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豐富的秦漢考古成果，主要是大量多批次的簡牘出土，如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裏耶秦簡、鳳凰山漢簡、張家山漢簡、尹灣漢簡、居延新簡等公開出版，使該研究前景變得樂觀。同時，以皇權主義為核心的秦漢政治思想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也需要向這一層麵拓展延伸。
什麼是皇權主義？它是一種思想理論，還是一種政治製度，抑或更擴大為一種社會形態？筆者傾向於後者，認為皇權主義的內涵是非常寬泛的，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
中國學術界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深受教條主義的影響，不但削中國曆史之足以適馬恩封建社會理論之履，特別是強行照搬五種社會形態，將其作為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地區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隻是牽強附會，矛盾百出。正像著名曆史學家許倬雲所批評的那樣：“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史學係統中，封建社會是一個介於奴隸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間的階段，唯物史觀的學者必須要在中國曆史上確定一個封建時代，甚至削足適履也在所必行。中國的分封製在秦統一以後基本上即已結束，而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又遲遲不出現，於是中國的馬克思史學家不能不在這一矛盾中找出路，不能不以如何劃分資本主義未出現以前的中國曆史。”作為“近三十年來聚訟的焦點”，許倬雲否認唯物史學家們關於五種社會發展程序的理論，認為中國曆史上沒有作為曆史發展階段的封建社會時代，而隻有過分封製度。許氏的批評是有其道理的，而且也是可以繼續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