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皇權主義對基層社會的控禦，不僅僅局限於製度層麵，同時也體現在思想層麵。在中國曆史上，政治上的專製主義和思想上的專製主義是同步發展的，雖然說秦統一天下之前的戰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思想多元、自由爭鳴的黃金時期，但伴隨著各國變法改革的相繼實行，伴隨著君主專製的發展，趨同統一的思想在各家各派的思想學說中都明顯地表現出來，如墨家高喊“尚同”，儒孟主張“定於一”，儒荀主張“一天下”，法家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雜家說“王者執一”，都是從思想上主張一統。而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法家集大成思想家韓非從思想上主張專製一統的理論學說，如《韓非子·五蠹篇》說：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韓非是傑出的，但其又是悲劇性的人物。法家在諸子百家中本來是重實效、少空談的學派，但韓非個人卻難於把他傑出的思想理論付諸實踐，他是集大成的法家，但其法不行於自己的祖國，他把權術研究得淋漓盡致，但卻在極為賞識他的秦王之國被權術所害，好在他和他的法家前輩商鞅同命運，其人雖死，其法不敗，被秦國的君臣繼承光大。而到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借助於政治一統的強大動力，思想上的專製統一也就更加快速發展，實踐著韓非“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思想統一主張，他們認為：
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而到漢武帝時，皇權主義的專製統治更為加強，一個主要的表現就是更加深入到思想層麵，董仲舒對於中國傳統大一統思想的貢獻，曆史上許多人認為是超過孟子的，他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從“別黑白而定一尊”，到焚書坑儒，以吏為師，再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儒為吏，皇權主義下的思想專製一統成為秦漢思想發展史上最鮮明的特征，而且這種以儒學為核心的專製主義思想，也不再如以往那樣，僅僅是在思想家，在上層社會彼此唇槍舌劍地辯駁，而是深入到社會底層，成為包括全體編戶民在內的整個社會共同遵循的思想法則。和政治上、製度上皇權主義一杆子直插鄉裏社會一樣，在思想的專製一統方麵也同樣沒有停留在社會的上層，沒有局限於精英階層，而是深入鄉裏社會，控禦了廣大編戶民的思想和觀念信仰。專製皇權在思想領域對全社會人的巨大影響，對人在思想、心理、精神上所造成的限製、震懾、壓力，是生活在非皇權主義社會狀態下的人們難以想象的，西漢初年的賈山曾經對這種狀態有過形象和震撼人心的描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皇權對於普天下之人，特別是編戶民的人身束縛和支配與對他們思想觀念的引導和製約是同步的。
在討論皇權主義在思想層麵對社會的控禦問題時，有幾位學者的研究及其結論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劉澤華教授，在他的有關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係統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觀點，也是結論，那就是王權支配社會，強調專製君主的權力的全麵支配性，支配經濟、支配社會，並把這種支配稱之為王權主義，認為王權主義包括了三個方麵的主要內容：“一是以王權為核心的權力係統；二是以這種權力係統為骨架的社會結構；三是與上述狀況相適應的觀念體係。”劉氏思想的核心一以貫之，就是強調政治權力對經濟和整個社會的支配作用，而並非是經濟決定政治權利的分配。劉氏的研究雖然強調王權對於全社會的支配作用，當然也就應該包括對下層民眾的作用和影響，但其研究主要還是限於傳統經典和精英人物的政治思想主張。
第二位是葛兆光教授，他在20世紀的最後階段完成了他獨特的《中國思想史》的寫作，在學術界頗有影響。葛氏研究的突出特點，不僅僅表現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方麵，而且體現在研究內容，即對象和範圍問題的方麵，正像李學勤和葛劍雄兩教授所說：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雖然也寫了精英和經典的思想史，但作者用濃彩描繪的則是‘一般思想史’。這就使得這部書，不僅在方法上，而且在視野上，也具有著全新的麵貌……”“原來我們講的思想史太窄，葛兆光現在把思想史拓寬了，至少已經拓寬到他所講的信仰、知識結構。”當然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葛氏的思想史研究受到國內外前輩學者的啟發和影響，如法國的年鑒學派和福科一類的思想家，另外，中國學術界也有一些學者持有類似的主張和做法，特別有一些學者特別注重考古遺址、墓葬及出土器物所反映出的思想、觀念、信仰等內涵，但都沒有像葛氏這樣明確、係統地提出和進行“一般思想史”的資料搜集、梳理、分類和研究。“一般思想史”應該說比精英和經典的思想史更接近民眾，更為社會化，所以筆者在研究編戶民思想觀念信仰問題時，比較重視葛氏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視野。葛氏的思想史也遭到了一些學者的詬病，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其薄弱點在於，葛氏把一般思想史和精英經典的思想史割裂甚至對立起來，這是不科學的，相反二者之間是密切相連的，一般思想史是精英思想史的基礎，也如同金克木所談及的那樣，精英們的“高深著作”包含著非思想家，包括編戶民在內的普通民眾的“淺近思想”，如果精英思想不以一般思想為基礎，其不可能存在，甚至不可能產生，就沒有生命力，沒有生命力的東西當然也就成不了經典。
第三位是雷戈教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一書，是近年來秦漢政治思想研究的一部力作，其中他對兩個概念的運用和發揮，筆者很感興趣，其一是“後戰國時代”，其二是“天高皇帝近”。“後戰國時代”雖然並非雷氏的首創，但其進行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不是把它作為製度和社會的斷代，而是作為思想、觀念和意識的時態加以使用，大大深化了對戰國後期到西漢前期這段曆史的特點認識，同時也進一步深化了對整個秦漢曆史的認識和定位，甚至是深化了對秦漢以後兩千年中國專製主義社會的認識。“天高皇帝遠”，是千百年來中國人常常掛在嘴邊的俗語，也非常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實際狀態，但雷氏在書中將之引入政治思想和觀念意識領域，並將之改造為“天高皇帝近”，不但合理，而且絕妙。之所以如此說，就在於這種說法形象地反映了皇權主義在思想層麵的高度專製，極端深入，不但深入社會，深入鄉裏，而且深入人心，深入到普通編戶民的頭腦之中。秦漢時期的專製主義之所以說較先秦時期更發展，主要原因正在於此，皇權不但控製了編戶民的有形的人身，最厲害的是它還支配了人們無形的思想。雷氏把秦漢之際的曆史時段定性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皇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生成和確立”時期，奠定了中國兩千年皇權意識形態支配的基礎。雷氏研究重在闡明“皇權意識形態實踐功能對理論思辯所發生的實質性影響”，他認為這種影響就在於“人們必須圍繞著皇帝製度來思考，學會並習慣於在皇帝製度下進行思考”。認為“從思想史角度看，皇權主義首先意味著一種新型的思維模式”，在皇權專製製度下，“把思想弄成一種規範式的東西，要求人們隻能進行一種規範主義的思考……使思想成為一種可控的過程”。通過雷氏的論述，人們可以深切感受到“天高皇帝近”，其實更確切的應該是天高皇權近，近到了深入人心，指導人們程序化思想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