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學英語進入了初步恢複和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大學英語教學無論在指導思想上還是教材的編寫等方麵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恢複時期，大學英語教學出現了幾方麵的重大變化，主要體現如下。
（一）思想理念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1976年，十年浩劫終於結束。黨和國家在對其他領域撥亂反正的同時，在教育領域也開始撥亂反正的艱苦工作，突破了“兩個凡是”和“兩個估計”的束縛，走出了徘徊不前的局麵。在英語教學領域，隨著高等教育領域的恢複、調整、整頓，逐步恢複了公共英語教學課堂的正常秩序，結束了當時全國各地大學的英語教材混亂甚至短缺的局麵。高校的英語教學不但逐漸恢複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狀況，而且較之文化大革命前有進一步發展。
教育部於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外語教育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62所高等外語院係和高等學校公共外語教研室、十所重點中小學的代表，以及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門、中央各有關部委的代表，共235人。會議對我國當時的外語教學進行了全麵的檢查，總結了經驗和教訓。這次會議重申1964年提出的外語教育方針，指出“要大力辦好高等學校公共外語教育”，再次把公共外語教學提到了與專業外語教學同等重要的地位。座談會還針對高校公共外語教學作了專題研究，討論了如何提高外語教學質量的問題、師資隊伍的建設問題、教材編寫問題、視聽手段和電化設備問題；同時，對高校的公共外語教學提出了較60年代更高的要求，即“高校公共課應增加學時，提高教學要求，高年級可指定一二門課程用外語講授”，“有條件的院校要開展科技外語教學研究，通過試點，開辦科技外語專業，培養從事科技外語教學的教師和其他有關人員”。“語種布局要有戰略眼光和長遠規劃，當前主要的任務還是大力發展英語教育。”(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26頁。）
（二）大學英語教材的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間，新中國成立以來教材建設的成果被全盤否定，教材的編審、出版機構和隊伍也遭到嚴重破壞。加上多年來“四人幫”對國民經濟的破壞，也給教材出版社發行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以致在很長一個時期，高等學校教材的出版、發行基本上處於停頓狀態，課本供應嚴重不足，甚至整個班級、整個學校沒有教材。
為了解決恢複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製度後入學新生的教材問題，教育部於1977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高等學校教材編審出版工作座談會，會議研究討論了教育部起草的《關於高等學校教材編審出版工作若幹問題的暫行規定》。次年2月，國務院批準頒發了這個《暫行規定》及教育部的報告。該《暫行規定》對高等學校各類教材編審出版工作的領導、分工、要求作了全麵規定。各類專業的公共課(包括基礎外語和體育)教材、理科教材、工科基礎教材等由教育部及所屬出版社編審和出版。1979年9月，經教育部批準，成立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北京外國語學院辦)和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上海外國語學院辦)，專門出版各級各類學校外語教材和教學用書。1977年冬，教育部在湖南長沙召開了高等學校工業基礎課教材座談會，會議通過了“理工科公共英語教材大綱”。這份編寫大綱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教學大綱的作用，後來也成為1980年通過的英語教學大綱的前提和雛形。1979年恢複建立於1959年的“高等工業學校外語課程教材編審委員會”。“1980年召開了高等學校公共外語課教材編審委員會成立大會，主任委員是上海交通大學淩渭民，下設公共英語編審組、公共俄語編審組、公共日語編審組和公共德語編審組。英語編審組的編審委員最多。該編審委員會的工作範圍是理工科大學和綜合大學中的理科專業。綜合大學文科非英語專業的英語教學由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兼管。一位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的任期為五年。”“在1980年至1983年間，共審定出版或再版公共英語教材67冊。”(注：郝維謙、龍正中主編：《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頁。）主要有：上海交通大學吳銀根主編的4冊《英語》(理工科專用)和清華大學陸慈主編的4冊《英語教程》(理工科用)，還有《大學英語》(文理科用)、《大學核心英語》(工科用)、《新英語教程》(工科用)、《現代英語》、《新編大學英語教程》等。其中大連海運學院主編的《基礎英語》、上海交通大學以及北京大學各自主編的《英語》，印數累計都超過一百萬冊，成為當時影響較大的基礎階段英語教材。(注：李良佑：《中國英語教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80頁。）對恢複文化大革命所破壞的英語教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是十年動亂之後公共英語教材編寫的第一階段。因為這期間進入大學的新生大多數過去沒有學過英語，所以這一階段的各種公共英語教材的第一冊都是從字母和音標開始學起，稱為“低起點”教材，不但應了當時教材緊缺的燃眉之急，而且使得高校大學英語教學得以恢複並超過了60年代的水平。